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預料”或“相信”
治療有效，而可以讓病患症狀得到舒緩。
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於1955年由畢闕博士（Henry K.Beecher）提出，亦被理解為“非特定效應”
（non-specific effects）或“受試者期望效應”，指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預料”或“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
醫務人員可以利用安慰劑，以激發病人的安慰劑效應。當對某種藥堅信不移時，就可增強該藥物的治療效果，提高醫療質量。安慰劑效應在藥物使用過程中比比皆是。甚至如心絞痛這樣嚴重的器質性疾病，使用安慰劑也有1/3以上的患者獲得症狀的改善，許多鎮痛劑都具有明顯的安慰劑效應。還有一些病人，在使用安慰劑時，也可出現惡心、頭痛、頭暈及嗜睡的藥物副反應，這也屬於安慰劑效應。
使用安慰劑時容易出現相應的心理和生理效應的人，被稱為安慰劑反應者。這種人的人格特點是：好交往、有依賴性、易受暗示、自信心不足、好注意自身的各種生理變化和不適感、有疑病傾向和神經質。
安慰劑效應是一種不穩定狀態，可以隨疾病的性質、病後的心理狀態、不適或病感的程度和自我評價，以及醫務人員的言行和環境醫療氣氛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就出現了安慰劑效應有時明顯，有時不明顯，或根本沒有的現象。我們應當記住，在病人中安慰劑效應是較易出現的，大約有35％的軀體疾病病人和40％的精神病病人都會出現此種效應。也正由於病人有此心理特點，才使江湖醫生和巫醫術士得以有活動市場，施展其術。
在現實生活中“安慰劑效應”隨處可見。幾個很少接觸鄉村環境的城裏人到野外郊遊，到達山腰時，他們為眼前清澈的泉水、碧綠的草地和迷人的風景所深深吸引。休息時，其中一人很高興地接過同伴遞過來的水壺喝了一口水，情不自禁地感歎道：山裏的水真甜，城裏的水跟這兒真是沒法比。水壺的主人聽罷笑了起來，他說，壺裏的水是城市裏最普通的水，是出發前從家裏的自來水管接的。這種現象說明，我們在對現實進行分析的時候，很明顯地攙雜了很多個人因素，包括我們的期望、經驗和信念等。
美國牙醫約翰·杜斯在其27年行醫生涯中，就常常遇到這種情況：一些牙痛患者在來到杜斯的診所後便說：“一來這裏我的感覺就好多了。”其實他們並未說假話——可能他們覺得馬上會有人來處理他們的牙病了，從而情緒便放鬆了下來；也可能像參加了宗教儀式一樣，當他們接觸到醫生的手時，病痛便得以緩解了……實際上，這和安慰劑所起的作用大同小異。
作為全美醫療作假委員會的創始人，杜斯醫生對安慰劑研究的興趣始於其對醫療作假案件的調查。他指出，牙醫和其他醫生一樣，有時用誤導或誇大醫療需求的辦法來引誘病人買藥或接受較費錢的手術。為了具體說明“安慰劑效應”究竟是怎麼回事，他援引了美國醫療協會期刊刊登的有關末梢神經痛的研究成果。據悉，接受試驗的人員分為4組：A 組服用一種溫和的鎮痛藥；B組服用色澤形狀相似的假藥；C 組接受針灸治療；而D組接受的是假裝的針灸治療。試驗結果顯示：4組人員的痛感均得以減輕，4種不同方法的鎮痛效果並無明顯差異。這說明，鎮痛藥和針灸的效果並不見得一定比安慰劑或安慰行為更為奏效。
實際上，人類使用安慰劑的曆史已相當悠久。早在抗菌素發明以前，醫生們便常常給病人服用一些明知無用的粉末，而病人還滿以為有了希望。不過最後，在其中某些病例中，病人果真奇跡般地康複了，有的甚至還平安地度過了諸如鼠疫、猩紅熱等“鬼門關”。
安慰劑研究專家羅莎認為，能給病人服用價格低廉又並無任何副作用的安慰劑而能起到療效自然是美事一樁，但遺憾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安慰劑未必能起到真正又持久的療效，而真正意義上的治療卻被耽擱了。
今天，有關“安慰劑效應”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原因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謎，新的發現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