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轉眼看向楊格，沉凝了片刻，才道：“新政讓移民得到了最大的好處，稅收卻必須加以改革，否則關外縱有荒地萬千，也抵不過十年、二十年後的人口大潮哇！楊總長，可否考慮在東三省改攤丁入畝為人頭稅呢？”
楊格聽出翁同龢是擔心未來人口暴增，讓今日之關外成為明日之關內，關外百姓依然要為人口增加和土地有限的矛盾而付出社會動蕩的代價。確乎也是如此，人口有限增殖是必要的，可是關外移民穩定地區已經呈現出欣欣向榮、民生改善的跡象，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多子多福、兒孫滿堂、傳承香火......”一旦生活條件改善就會大量生育，重蹈覆轍。楊格覺得，中國這片土地即便在新政下開始從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轉型了，最大承受的人口也不宜超過六萬萬人。因此，翁同龢以稅收調節人口增殖的想法值得肯定！不過，單純依賴稅收調節人口還不行，還得繼續改善民生、加強國民教育、加大工業交通郵電等項投入、增加國家的科學技術實力、以科學改變傳統的陳腐觀念，才能達成有效的、複合型的人口調節。
“陛下，翁中堂。”楊格開口說話的同時，目光也恭敬的掃過了李鴻章和奕訢。“關外與關內有所不同，關外人口大多為墾屯兵團和京營八旗編製的軍事化編製，在人口普查和普遍兵役登記之後，所有未在冊之關外居民需要向各府縣衙門報備，並接受屯墾兵團司令部的軍事編製。軍事化編製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發展墾屯、儲備後備軍，還在於能夠有效的管理人口，合理配置教育力量，調配行業間勞動力轉移和在未來實現基本社會保障，基本社會保障包括軍功授田和榮軍安撫。關內沒有進行人口普查和實現義務兵役製度，也沒有進行人口軍事化編製，所以，關外的成例不能沿用到關內，曆史的例證也並不盡然適用於今日之關外，最大的不同是曆史上輕徭薄役卻沒有進行相宜的國民教育，也沒有打破農業經濟社會的形態，因此釀成嚴重的人口增殖和耕地有限的矛盾，加之稅收調節不當而生出動亂來。這一點，恰恰是關內各省需要注意的，新政必須全方位鋪開，而非僅僅針對一項稅收改革。當全國完成封閉的農業經濟向工商業經濟轉型時，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就可大大緩解。另外，我請翁中堂特別注意一點，即城市建設中的流動人口征稅管理與集貿市場規劃建設的關係。”
“唔......楊愛卿的意思是，關內也要進行軍事化編製？”
“陛下，人口普查和戶籍登記是必要的，在此基礎上實現義務兵役製度，與帝國國防軍目前的軍官、士官隊伍建設結合，即可滿足國防需要，必要時，可以在目前已經編練成功的第1、2、3、4軍八個師十八個旅的基礎上，以軍官和士官為核心，與經過基本軍事訓練的義務兵結合，短時間內即可擴編出十八個師，基本滿足國防需要。”
光緒能夠理解楊格的這番話，等到楊格的建軍計劃完成後，朝廷平時隻需供養大約三十萬軍官、士官，戰時則能據此擴編出最少八十萬軍隊來。當然，這隻是軍隊人力和技戰術教習的問題，還有軍工建設、由地方擔負的適齡預備兵軍事訓練等等因素影響。
說來說去，建軍和政治、經濟體製改革又聯係到了一起。
沒有經濟支撐，沒有合格的地方官吏組織、管理、協調，稅本輕而實重，民怨四起而朝廷收入寡薄，無以支撐國家運轉、新政推行和建設強軍；民多而地少，流民日多，稅收減少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會動搖統治根本；軍隊龐雜而低效，如駐防八旗、各省練軍不經整編改革，根本不堪作戰使用，隻是徒費軍餉而已。
改革，整個國家似乎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都需要改革，如何措手呢？查核稅收隻是一個“意外”的開始，根本上還是要從立法、立憲，改革政體、官製著手，才能在全國暢行新政，實現富國強兵之目的。
禦前會議從正月初三日下午一直開到正月初六日傍晚，與會的人數日漸增多，最後成為內閣、部院和來京督撫們的大討論。
在皇帝、北洋——新軍、老湘軍大結合的力量推動下，禦前會議商定了“皇帝出洋考察”、“預備立憲”、“關內稅收體製調整”、“個人擁有耕地十畝以上者申報製度”、“飭令各駐防將軍、各省督撫整編軍隊”、“遷山東巡撫李秉衡為長江水師大臣，升直隸布政使周馥為山東巡撫”、“任命欽廉軍務督辦大臣馮子材為第七軍編練司令官，統籌兩廣軍隊整編“、”取締貴胄武備學堂，學員全數轉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就學“......等等決議。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年，春月乙卯日，光緒電諭各部、院、省、藩屬及各國公使、民間輿論，頒布《定國是詔》，宣布從即日起籌辦召集預備立憲會議。(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起點（qidian.com）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