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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腦子有時像一團飄浮不定的雲，有時又像一塊冥頑不化的岩石。你卻要去追趕你的飄浮，锛鑿你的冥頑。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這實在應該感謝你冥頑不化、顛撲不滅的飄浮，還有相應的機遇和必要的狡黠。
於是，你突然會講一口流利的外語了，你突然會遊泳了，你突然會應酬了，你突然會烤麵包了。
我父親從幹校回來，總說他是靠了一個偶然的機遇：廬山又開了一個什麼會，陳伯達也倒了，影響到當時中國的一個方麵，幹校亂了，探親的、托病的、照顧兒女的……他們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幹校便把他們忘了。父親的脫離幹校是托病，那時他真有病，在幹校得了一種叫做陣發性心房纖顫的病，犯起來心髒亂跳，心電圖上顯示著心律的絕對不規律。父親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從外地親戚家回到了他身邊，那時我十三歲，妹妹六歲。母親像是作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幹校。
那時的父親是個安分的人，又是個不安分的人。在大風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這使得軍宣隊、工宣隊找他談話時總是說“像你這樣有修養的人”、“像你這種有身份的人”當如何如何，話裏有褒也有貶。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沒有受到大的磕碰。關於他的大字報倒是有過，他說那是因為有人看上了他那個位置，其實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級劇院的舞美設計兼代理隊長。於是便有人在大字報上說他不姓鐵，姓“修”，根據是他有一輛蘇聯自行車，一台蘇聯收音機，一隻蘇聯鬧鍾，一塊蘇聯手表。為了證明這存在的真實性，大字報連這四種東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們依次是：“吉勒”、“東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後父親對我說，“不知為什麼那麼巧，還真都是蘇聯的。”
這大字報震動不大，對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轟炸。又有大字報說：幹校有個不到四十歲的國民黨員，挖出來準能把人嚇一跳，因為“此人平時裝得極有身份”。大字報沒有指名道姓，父親也沒在意。下邊卻有人提醒他了：“老鐵，你得注意點，那大字報有所指。”父親這才感到一陣緊張。但他並不害怕，因為他雖有四件“蘇修”貨卻和國民黨不沾邊。當又有人在會上借那大字報旁敲側擊時，他火了，說：“我見過日本鬼子見過偽軍，就是沒見過國民黨。”他確實沒見過國民黨，他生在農村，日本投降後老家便是解放區了。鬼子偽軍他見過，可那時他是兒童團長。
大字報風波過去了，父親便又安分起來。後來他請病假長期不歸也無人問津，或許也和他給人的安分印象有關。
父親把我們接回家，帶著心房纖顫的毛病，卻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刷房、裝台燈、做櫃子、刨案板、翻舊書舊畫報，還研製麵包。
麵包那時對於人是多麼的高不可攀。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對它的不可企及，因此這研製就帶出了幾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資產階級一步步靠近。許多年後我像個記者一樣問父親：“當時您的研製契機是什麼？”
“這很難說。一種向往吧。”他說。
“那麼，您有沒有理論或實踐根據？比如說您烙餅，您一定見過別人烙餅。”
“沒有。”
“那麼您是純屬空想？”
“純屬空想。”
“您為什麼單選擇了麵包？”
“它能使你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
父親比著蜂窩煤爐盤的大小做了一個有門、門內有抽屜的鐵盒子，然後把這盒子扣在爐上燒一陣，挖塊蒸饅頭的自然發酵麵團放進抽屜裏烤，我們都以為這便是麵包了。父親、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爐前等著麵包的出爐，臉被烤得通紅。父親不時用身子擋住我們的視線拉開抽屜看看，想給我們個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見這正被烘烤著的麵團，隻能注視父親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曖昧的，隻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這麵包不得不出爐了，我和妹妹一陣興奮。然而父親卻顯不出興奮，顯然他早已窺見了那個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麵團。掰開聞聞，一股醋酸味兒撲鼻而來。他訕訕地笑著，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爐子的溫度不夠，麵團在裏邊烘烤得太久的緣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著那鐵盒子說：“這爐子。”父親不讓她敲，說，他還得改進。過後他在那盒子裏糊了很厚一層黃泥說：“沒看見嗎？街上烤白薯的爐裏都有泥，為了增加溫度。”再烤時，泥被烤下來，掉在鐵抽屜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