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他扔掉那盒子便畫起圖來。他畫了一個新烤爐，立麵、剖麵都有，標上嚴格的尺寸，標上鐵板所需的厚度。他會畫圖，布景設計師都要把自己的設計構想畫成氣氛圖和製作圖。他畫成後便騎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爐匠，一個小爐匠接了這份活兒，為他打製了一個新爐子。新烤爐被扣在火爐上，父親又撕塊麵團放進去。我和妹妹再觀察他的表情時，他似有把握地說：“嗯，差不多。”
麵包出爐了，顏色真有點像，這足夠我們歡騰一陣了。父親噓著氣把這個尚在燙手的熱團掰開，顯然他又遇到了麻煩——他掰得很困難。但他還是各分一塊給我們，自己也留一塊放在嘴裏嚼嚼說：“怎麼？烤饅頭味兒。”我和妹妹都嘎嘎嚼著那層又厚又脆的硬皮，隻覺得很香，但不像麵包。
我們也不說話。後來父親消沉了好一陣，整天翻他的舊書舊畫報，爐子被擱置門後，上麵扔著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蘇聯婦女》對我說：“看，麵包。”我看到一麵掛著花窗簾的窗戶，窗前是一張闊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鮮花，有擺得好看的菜肴，還有一盤排列整齊的麵包。和父親烤出的麵包相比，我感到它們格外的蓬鬆、柔軟。
也許是由於畫報上麵包的誘發，第二天父親從商店裏買回幾隻又幹又黑的圓麵包。那時我們這個城市有家被稱作“一食品”的食品廠，生產這種被稱作麵包的麵包。不過它到底有別於饅頭的味道。我們分吃著，議論、分析著麵包為什麼稱其為麵包，我們都發言。
那次的議論使父親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這表叔在一個鄉間教堂裏，曾給一位瑞典牧師做過廚師。後來這牧師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農民。父親專程找到了他，但據表叔說，這位北歐傳道者對麵包很不注重，平時隻吃些土豆蘸鹽。表叔回憶了他對麵包的製作，聽來也屬於烤饅頭之類。這遠不是父親的追求。從表叔那裏他隻帶回半本西餐食譜，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鉸了鞋樣。麵包部分還在，但製作方法卻寫得漫無邊際，比如書中指出：發麵時需要“幹酵母粉一杯”。且不說這杯到底意味著多大的容積，單說那幹酵母粉，當時對於一個中國家庭來說大概就如同原子對撞，如同搖滾音樂，如同皮爾·卡丹吧？再說那書翻譯之原始，還把“三明治”翻作“薩貴赤”。
一天，父親終於又從外麵帶回了新的興奮。他進門就高喊著說：“知道了，知道了，麵包發酵得用酒花，和蒸饅頭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聽著酒花這個奇怪的名字問他那是一種什麼東西，他說他也沒有見過。想了想他又說：“大概像中藥吧。”我問他是從哪裏聽說的。他說，他在汽車站等汽車，聽見兩個中年婦女在聊天，一個問一個說，多年不見了，現時在哪兒上班；另一個回答在“一食品”麵包車間。後來父親便和這個“一食品”的女工聊起來。
那天，酒花使父親一夜沒睡好。第二天他便遠征那個“一食品”找到了那東西。當然，平白無故從一個廠家挖掘原料是要費一番周折的。為此他狡黠地隱瞞了自己這詭秘而寒酸的事業，隻說找這酒花是為了配藥，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邊雲山霧海地幫些倒忙，說這是從新疆“進口”的，以示它購進之不易。但父親總算圓滿了起初就把這東西作為藥材的想象。
“很貴呢”他舉著一個中藥包大小的紙包給我看，“就這一點，六塊錢。”
那天他還妄圖參觀“一食品”的麵包車間，但被謝絕了，那時包括麵包在內的糕點製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訴了他這東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斷一年多的麵包事業又繼續起來。
他用酒花煮水燙麵、發酵、接麵、再發酵、再接麵、再發酵……完成一個程序要兩天兩夜的時間。為了按要求嚴格掌握時間，他把他的“和平”鬧鍾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鈴，他也要起床接麵。為了那嚴格的溫度，他把個麵盆一會兒用被子蓋嚴，一會兒又移在爐火旁邊，拿支溫度表放在盆內不時查看。
一天晚上他終於從那個新烤爐裏拽出一隻灼手的鐵盤，鐵盤裏排列著六隻小圓麵包。他墊著屜布將灼手的鐵盤舉到我們麵前說：“看，快看，誰知道這叫什麼？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著他那連烤帶激動的臉色，想起大人經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話：燒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