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過分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過分地相信自己，過分地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就容易表現得過剛，自然也會傷害周圍的人。
明成祖朱棣攻破南京後，讓方孝孺為他起草詔書，方孝孺不願意，朱棣一再逼迫，方孝孺於是拿起筆寫了四個字“燕賊造反”。朱棣十分憤怒，對方孝孺說：“難道你不怕我誅殺你九族嗎？”方孝孺回答說：“你誅殺我十族我都不怕！”於是朱棣真的把方孝孺的朋友、師生算作第十族一並誅殺。方孝孺的回答很硬氣，但是他的那些朋友和師生卻死得實在是太冤枉。
相對而言，五代十國的馮道做人就不那麼剛烈，而是韌性很強。他的經曆比較離奇，他生活在五代十國的亂世中，但並沒有死在亂軍之中，相反他最後活了七十三歲，與孔子同壽。馮道在五代十國時期十分有名望，他並沒有像那些亂世諸侯一樣揭竿而起，而是當了一輩子官。他當官不說，而且在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契丹六個政權中當官，在相位上近三十年。他五次被封公，死後被封為瀛王。
馮道可以說是我國曆史上爭議較大的一個人物，不同的人對他的評價不同，比如歐陽修說他不知道禮義廉恥，司馬光說他是奸臣中最奸詐的；而蘇軾卻說他是佛，李贄把他歸為聖人。這些有爭議的評價我們暫且不管，關鍵問題是馮道在亂世中好好地生存了下來，而且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人如果太剛不僅會讓自己受傷，而且也會讓身邊的人受傷。太剛往往表現為太講原則，很多事情認為自己辦不到，即使丟掉自己現在的一切，也辦不到。讓他說別人一句好話，他做不到；讓他攬上一個別人犯的錯誤，他做不到，他認為誰犯的錯，誰就應該承擔責任。這種人太剛，不能靈活機動，做人不夠聰明圓滑。
馮道不是一個過分講原則的人，他比較務實，怎樣做對國家和百姓有利，他就怎樣做。比如他並沒有立石重睿為皇帝，而是去迎立石重貴。後世有人以這件事情為由來說明馮道這個人圓滑，是個奸佞小人。按照忠臣的一貫做法，無論主子是個什麼樣的人，隻要是先皇囑托的，就一定要好好輔助。如果地方勢力起兵造反，大臣就要組織抵抗，實在無法抵抗就要死節，而絕對不能投降。如果地方勢力不造反，大臣就要盡心輔助幼主，即使幼主是個昏君，隻要自己盡心，也可以被稱為忠臣。到幼主長大成人，忠臣就要交權，但在這個時候交權最大的問題是容易被陷害，而且容易被安上謀反的罪名。後世會把忠心輔助幼主的過程叫做奸臣當道。與其惹出這麼多麻煩，倒不如像馮道一樣務實，去迎立長君。
陽光心態：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表現出適度的柔弱，既是一種修養和內涵，也是為人處世的大智慧，是潛龍勿用之時的等待，是將以有為之前的忍耐，當我們遇到危險或者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敵人的時候，表現出柔弱與無助，往往能逢凶化吉。懂得柔弱之智，屈伸之術，遇事謙讓容忍，不敢為天下先，不逞一時之快，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無處下金鉤，保存自己，保存實力，終會守得雲開見月明。
★在沉默中積蓄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意思是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在極度的艱辛中，產生了大成就。司馬遷這段話是在自己受宮刑發奮創作《史記》時自我激勵的話。很多人從中讀出了要想有大成就，必須付出倍於常人的艱辛。甚至有人進一步下結論，人要實現理想，往往會活在痛苦之中。
事實上，司馬遷的意思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很多人的意義延伸是不對的。要實現理想，獲得大成功，固然需要有毅力，有決心，有努力，有付出，但是並不意味著人一定要活在痛苦中，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艱難困苦中生活的人固然能夠創造奇跡，但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人也同樣能創造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