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當責備別人的過錯時，不可太嚴厲，要顧及到對方是否能承受，也就是要注意到不傷害對方的自尊心。當教誨別人行善時，不可以期望太高，要顧及到對方是否能做到。
《菜根譚》裏的這句話也是儒家思想的具體表現，因為儒家在人際關係上最講究“恕”字，所謂恕就是寬恕、原諒。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南朝鮮，發生了這樣一件由於“攻人之惡太嚴”的悲劇，一位高級部長到一個營裏去巡視時，由於發現該營對士兵的管理及訓練都不甚理想，結果這部長就當場喝令營長趴在地上叫人痛打一頓屁股，不料這位營長的自尊心被部長打得掃地蕩盡，自認從今以後已經無顏在官兵麵前做人，所以在盛怒之下頓時喪失理智而闖下滔天大禍，打死了部長之後也使自己的生命毀滅。
至於教導別人向善，絕對不可論調過高，必須顧慮到對方的才智能力，要以對方能遵守能接受為原則，這樣才能使人針對自己才智的高低來學習，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因材施教的原則。
如果說讚揚是撫慰人類靈魂的陽光，那麼批評就是照耀人類靈魂的巨鏡，能讓人更加真實地認識自己。聖人教導我們要“聞過則喜”。發現了自己的缺點，也就意味著會有新的進步，這正是值得高興的事。真正聰明的人就是最能認清自己的人，客觀地看待自己的優、缺點，這樣才能不斷取得進步，揚長避短。但人非聖賢，人的天性是“趨賞避罰”。實際上，真正能做到聞過則喜的人少之又少。因為人的本性需要自尊，而批評的最大弊端就是容易傷害人的自尊，所以人們往往對批評抱著一種排斥的心理。
因此，批評一個人要比表揚一個人困難得多。古人雲：“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可見，批評是要講究技巧和藝術的。
我們批評的目的是幫助人家改正錯誤，而不是為紓解個人情緒上的不滿，更不是為了整人。批評，隻是充滿善意地向人家進忠言，雖然忠言要深刻，要讓人家認識自己的錯誤而幡然悔悟，但忠言畢竟是批評之言，必須使人能夠忍受。比如，人家愛麵子，你在批評時就要盡量不使人家有一種丟麵子的感覺。
有一則故事可以給我們以啟發。
齊景公酷愛狩獵，非常喜歡喂養能捉野兔的鷹。飼養員燭鄒不小心讓一隻老鷹飛走了。景公知道後，命令將燭鄒推出去斬首。這時晏子走出來，對景公說：“燭鄒有三大罪狀，哪能就這麼輕易殺了，待我公布他的罪狀後再處死吧！”景公點頭同意。晏子當著眾人的麵對燭鄒說：“燭鄒，你為大王養鳥，卻讓鳥跑了，這是第一條罪狀；你使大王為了鳥的緣故而殺人，這是第二條罪狀；把你殺了，讓天下諸侯都知道大王重鳥輕士，這是第三條罪狀。”說完，轉過來對景公說：“好啦，大王請你處死他吧！”景公聽後臉紅了，說：“不用殺了，我聽懂你的話了。”從表麵上看，晏子在數燭鄒的罪狀，實際上卻是在批評齊景公的重鳥輕士，並指出了它的危害。間接而巧妙的批評，使景公心悅誠服，主動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在《孔子家語·致思》文中說了這樣一件事：一次孔子將要出門，遇雨而無傘，門人說：“子夏有傘。”孔子說：“子夏為人吝嗇財物。我聽說與別人交朋友，應宣揚他的長處，袒護他的短處，這樣的朋友才能長久。”當然，我們不是提倡一味地偏袒，而是說做人不要動輒就批評別人，要試著了解他們，這比批評和斥責更有益處，也更有意義得多。當我們真正了解了別人之後，往往就會發現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值得原諒的，這樣我們也就更有自製力了。孔子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能正確了解子夏，分得清其長短處的是非輕重。按嵇康的解釋，曰：“護其短也”。
戰國時季梁聽說魏王欲攻邯鄲，忙去勸止說：“我在大路上看見一個人，說要到南方的楚國去，卻駕車往北走，我問他：‘你往南，為什麼要北走。’他說：‘馬好，錢多，駕車的人熟練。’我說：‘這三種優勢，恰好使你離目的地愈遠。”’季梁的一番話正是暗示魏王：你所依仗的是國大、兵多，這樣頻繁的進攻，一定要消耗你的力量，這就離你稱霸的目的越來越遠，無異於南轅北轍。含蓄、委婉的進諫，既保全了君王的顏麵，又及時糾正了錯誤。麵子是做人的尊嚴的一種外部表現，保住他人的麵子也不僅僅是一種批評的藝術，同時表明我們會做人。
有一位牙科醫生很有感觸地說，批評別人就好比為牙病患者拔牙，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如果先在患部麻醉一下，患者就不會感到疼痛了。而讚揚就是麻醉藥，有助於將批評建立在友好的氣氛中，使人家認識到你不是在攻擊他，而是在幫助他糾正某些缺點和錯誤，從而樂意接受。
在批評別人的過錯時，可先講一講自己的此類過失與缺點。經驗證明，一個人聽別人教訓自己是不舒服的，但如果批評者謙虛地承認自己也並非無懈可擊，諸如“我以前也犯過類似的錯誤”、“我年輕時也是如此”，就會縮短彼此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