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蜜餞不甜，海味不鹹，才是懿德。
清廉純潔而有包容一切的雅量，仁義而有敏銳的判斷力，洞察一切而又不苛求於人，正直而又不過於矯飾，如果做到恰如其分，就像蜜餞雖由蜜糖泡製卻不太甜，海水雖然含鹽但不太鹹一樣，那就是一種高尚的美德。
仁是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愛人則是這種情感的外顯，它必須通過顯示的行為表現出來。因而，通過什麼方式、怎樣去愛人，就成為仁德的具體行為規範。儒家提出的行為模式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南宋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論語集注》卷二）就是說，在以仁調節人際關係時，一方麵，對人應盡心盡力，奉獻自己的全部愛心；另一方麵，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不苛求於人。它們是以仁推己及人的兩個方麵。
“忠”是積極一方。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作為“為仁之方”的行為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東西，應當積極使別人也同樣得到。“恕”是消極一麵。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即當你的行為可能給他人帶來影響時，必須考慮它的後果是否能為他人接受。
推己及人內含著一個道德的標準。離開了道德的準則，以己之好惡推及人，不僅不能利人，適足以害人。因此，儒家提倡仁者愛人，特別強調愛人以道，愛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須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後能推人。那麼，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體措施就是“克己複禮”。具體的講便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按照禮（社會道德）的原則嚴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視聽言行即所有行為都符合於禮，克製自身與道德相違背的一切私念和欲念，從而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儒家以“仁”調節人際關係，並使得幾千年來中國人的交往幾乎都遵循著它當年的步履。儒家認為仁愛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愛人的根本途徑就是推己之仁愛於他人，如今的三歲小兒也都能夠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須正己，儒家學者所追求的“君子”之方，已經成為了中國人心目中的為人最高境界；仁不是偏愛、濫愛，一團和氣，姑息養奸，而必須愛人以德，從而這種“禮”與“義”的準則始終牽製著中國人的一言一行。在以上所有的基礎之上，中國人代代相連，從而建立起了複雜而又和諧的人際關係。
某部張助理員和王助理員在一個辦公室工作，相互之間沒有什麼利害衝突，但兩人就是“合不來”，彼此間交往存有戒心，總是有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後經單位領導及時反複地做工作，雙方關係才逐漸好轉。
人際交往中，人們常會欣賞一些人，彼此之間相處很融洽；同時也會疏遠或排斥一部分人，就像一些同誌所說的那樣：“我就是和某某合不來”、“我就是看不慣某人”。之所以合不來、看不慣，主要還是性格誌趣上有差異。
性格誌趣有差異，本是十分正常的；俗話說：“百人百態，千人千麵”。在軍營這個綠色方陣裏，盡管有著許多統一，但每個人也有著不同的個性，這在心理學上叫做人的個性差異。就像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一樣的樹葉，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個性完全相同的人，這就構成了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性。然而話又說回來，承認人與人之間在性格情趣、生活習慣等方麵存有差異，並非說有差異就不能使人與人之間建立融洽的關係和深厚的友誼。
性格愛好相同的朋友可以結交，性格不同的人同樣可以成為親密無間的朋友。19世紀的德國就有兩位性格差異很大的化學家維勒和李比希，維勒溫柔平和、有耐心、遇攻擊不動聲色；李比希則爽朗自信、勇敢好鬥，是個風風火火的人物。盡管兩人性格如同水火，但關係卻一直很好。他倆密切合作，相得益彰，共同在化學領域做出了貢獻，成為有機化學的創始人。可見性格差異並不是問題，關鍵在於如何交往合作。其實，戰友之間隻要大目標一致，誌同道合，就有了堅實的友誼基礎。至於各自的性格、情趣、愛好，大可不必強求一律。試想，倘若戰友之間都是一種情趣，都是一種性格，那會多麼單調乏味呀！大自然中，如果隻許一花一草生長，便無所謂七色世界。事實上，若能各自尊重對方的個性，保持自己的情趣，學會求大同、存小異，互相支持，互相適應，不但不會妨礙、削弱戰友間的友誼，反而會加深相互間的感情。
在尊重個性的基礎上，還要多一些寬容。能容人，是一種優秀品質。與人和諧相處就要不苛求於人，多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不要企求對方去改變性格，改變誌趣。寬容會顯示你的氣度，也會為你贏得友誼。對他人的種種過錯和缺陷可以指出來，但切不可耿耿於懷，斤斤計較。這樣彼此之間和諧相處才會有一個美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