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袁盎的話才能夠在這中間發生作用。假使吳楚反叛，晁錯能親身承當危難，日夜訓練。麵對東方叛軍，嚴陣以待，這禍難不至於牽累自己的君王，那麼，天子將會依靠他，而無所畏懼，即使有一百個袁盎，能夠找到機會離間嗎？
唉！世上的君子，想求得不平凡的功業，就不要至力於謀劃保全自己的辦法。
假使晁錯親自帶兵討伐吳、楚，未必不能成功。就因為他想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天子心中不快，所以奸臣才來鑽空子。晁錯用來保全自己的辦法，正是他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根源！
不能隻看到別人的缺點
中庸思想教導人們為人處世不要以偏概全，不走極端。但是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人隻看到別人身上的缺點，而不能辨證的評價一個人。如果在社交處世中忽略了這一點，那就無法正確地對待他人，更不用說尊重他人了。
如果從整體與部分、共性與個性的角度來講，社會就是指不同物質和個性的個體和諧共存，允許在遵守共同規則的前提下發展個性。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相互協作、相互尊重和學習，也才有了世界多元化的發展。而縮小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也需要將共性和個性分清，“學他人之長”“補自身之短”，而這個前提就是得從他人身上發現優點。
在唐、宋之間，有過著名的“五胡作亂”，幾十年間都是胡人統治。五個朝代，都請一個叫馮道的人出來做官，而他對每一個君主都表現的極為忠心。對馮道這種行為，後人歐陽修罵他無恥，認為他替胡人做事，沒有漢人的氣節。但是，和歐陽修同時代的王安石、蘇軾等人卻認為馮道這個人很了不起，是“菩薩位中人”。馮道盡管在胡人的朝廷做官，但他本人的生活卻十分嚴謹，不貪財不好色。在他的謹慎和圓滑中，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人生的原則，這就是他值得後人肯定的優點，而不能一概地加以否認。
《左傳》上記載：齊桓公和公子糾是當時齊襄公的弟弟。而齊襄公為政無道，為不受牽連，齊桓公在鮑叔牙的侍奉下逃到莒國；公子糾則由其老師召忽和管仲護衛，逃到魯國。
後來，齊襄公被殺，齊桓公在鮑叔牙的幫助下重返齊國，當上了齊國的國君，接著，伐兵魯國。魯國在齊軍的壓力下殺了公子糾，召忽見公子糾已死，也就自殺了。此時，管仲不但沒有自殺，反而在鮑叔牙的舉薦下，當上了齊桓公的重臣。
於是有人說管仲這個人不仁義。但孔子卻說管仲這個人很了不起，因為他後來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沒有使用武力，就使天下得到安寧，而且老百姓也得到了他的恩惠。孔子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今天很可能都成了野蠻人了。
他為天下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不是一個隻知道自己上吊，倒在水溝裏默默無聞、白白死去的人所能比的。
管仲背棄舊主，為齊桓公做事，對舊主公子糾來說是不忠、不仁、不義，從個人處世角度看，是為了保全性命，可謂是圓滑至極。但是，他為天下人做出了貢獻，為天下人盡了大忠、大仁、大義，從這個方麵來說，管仲的做法又沒有違反做人的原則。所以，孔子能夠辨證的評價他，並沒有局限在小的方麵，而且還充分肯定了他的優點，這就是對人的尊重。
中庸思想要求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學會變通，也就是在不違反原則性的前提下，能夠做到靈活性，能夠將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圓中有方”“方中有圓”，從而在為人處世上，既不呆板也不失於圓滑。這樣，在評價他人的時候，才不會過於偏激，也就不會因為別人有缺點就“一棒子打死”了。
孔子說：“君子以人治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真正的君子是根據不同人的情況區別對待，如果是自己不願意、不喜歡的事，也不要施加給別人，這才是君子之道。不要被表現蒙騙，而要能看到其本質，也就不會對他人的評價失之偏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