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她叫嚷時用的是什麼語種，也不記得她都說了些什麼，其結果是那位女洋人出來打抱不平，並且向賀子珍動了手。
賀子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門外的警衛員聽到屋裏一片嚷嚷聲，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連忙推門進來。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氣勢洶洶地要打賀子珍，就想過去攔阻。這位小戰士沒有拉架的經驗。他本意想保護賀子珍。這樣，他應該去拉那兩隻要打人的手，他卻用雙手把賀子珍的雙臂夾住，讓賀子珍動彈不得，使她失去了保護自己的能力。無法抗拒對方的攻勢。於是，人高馬大的史沫特萊一拳打到賀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頓時充血，黑了一圈。
正當她要揮出第二隻拳頭時，毛澤東說話了。他先對賀子珍說：“子珍，你幹什麼，你瘋了？”然後又對那位洋人說：“你不能再打。你有什麼話，你對我說。”說完，他把賀子珍帶走了。
賀子珍被打的眼睛腫得像個大核桃，無法出門。每當人們問她你的眼睛怎麼啦，她都不願說出真情，隻是說自己不小心撞的。
賀子珍自己敘述的經過就是這樣。從她的敘說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當時流傳的是她打了人，而且傳言中說成是她打了毛澤東。賀子珍曾經委屈地說我怎麼可能打主席呢，論力氣我也不是他的對手呀。
對於這場風波，後來賀子珍在向王行娟回憶往事時，並不否認：
“有些事情，我看不慣，火氣就特別大。”大姐（引者注：指賀子珍）談到這裏時很激動，說道：“我認為他（引者注：指毛澤東）變了，和井岡山、瑞金那個毛澤東不一樣，於是就經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後來就幹脆搬到另外一個窯洞去住了。”
她提起這段“公案”，使我想起了人家告訴我的一個故事，於是問道：“大姐，說有一回你看見主席和一個外國女記者談話，上去就給那個女記者一個耳光，是這樣的嗎？”
她笑了笑，未置可否，又繼續按自己的思路說下去：“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會好受些，而采取這種態度我就傷心透了。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我認為他對我淡漠了，疏遠了……”
此後，便是日日夜夜、無止無休的思念，以及一個比一個更令人失望的夢幻了。
賀子珍的體質越來越差，特別是她的頭部、背部曾經受傷，彈片隱隱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從那裏轉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彈片。毛澤東起初沒有同意。賀子珍再三堅持。
就在這時，發生了另一樁使賀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斷地嘔吐，又一次懷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賀子珍為此堅決要求前往西安，一則治病，二則做人工流產手術，再也不生孩子。
毛澤東不得不同意了。
於是，賀子珍把嬌嬌托付給奶媽，單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書籍、文章，把賀子珍的出走，說成是江青作為“第三者”插足毛澤東家庭，甚至繪聲繪色描述賀子珍如何在延安窯洞裏跟江青吵架。其實，盡管江青在上海幹過“第三者”拆散別人家庭的事，而賀子珍去西安，卻跟江青並不相幹。
賀子珍去西安時，曾在那裏的八路軍辦事處跟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楊子烈何時去西安“八辦”，便可以推定賀子珍去西安的時間。
據張國燾在回憶錄《我的回憶》中說，當時他和妻子楊子烈分別已經“約六年半”。楊子烈求助於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才來到西安，然後進入延安。楊子烈到達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因此，賀子珍離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另外，賀子珍後來沒有做人工流產手術，那個孩子還是生了下來，是個男孩子，出生的時間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賀子珍離開延安的時間是一九三七年十月。
那時，江青進入延安不過一個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黨籍審查；何況，江青進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後來曾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訓導主任），並非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