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組織“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開之後，忽地翩然光臨上海紅都劇場。
她隻是來看戲的，不想驚動劇團。那是上海愛華滬劇團在演出滬劇《紅燈記》。她借口身體不好，沒有接見演員，但在中場休息時說了一句：“這個戲很不錯。”
江青很早就注意這個戲。那是一九五八年，哈爾濱京劇院新編了一出現代題材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江青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比《革命自有後來人》好。
這時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創作”，用她的話來說，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個戲，便是《紅燈記》。
不過，江青最初還不能最直接給劇團下達任務，不能不借助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憶：
在上海休養的江青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她向我推薦這個本子，建議改編成京劇。我看了覺得不錯，便交給了阿甲。阿甲同誌是精通京劇藝術的，他不僅寫過劇本，擅長導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誌的合作下，劇本很快改編成了，即由阿甲執導排演。全戲排完後，請總理看，總理加以肯定。後來，江青也看了。在《紅燈記》的修改過程中，江青橫加幹預，給阿甲等同誌造成了很大困難。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總理那裏發脾氣，說京劇院不尊重她，不聽她的意見，糾纏到快天亮。總理無奈，隻好對她說：“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親自抓！”第二天，總理的秘書許明同誌（在文革期間，她被“四人幫”迫害死了）打電話告訴我這些情況，她說：“總理說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親自抓。”我說：“這樣的事情怎麼好麻煩總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請總理放心！”
為了提高《紅燈記》的演出水平，我建議《紅燈記》劇組的同誌到上海學習、觀摩愛華滬劇團的演出（引者注：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帶領。還有哈爾濱《革命自有後來人》劇組的同誌也一塊去。愛華滬劇團為我們演出了兩次。為了答謝上海愛華滬劇團的同誌，我們邀請了滬劇團的導演和幾位主要演員來京觀看京劇《紅燈記》的演出（引者注：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給毛主席及其他領導同誌演出，主席同愛華滬劇團的同誌們親切握手，他們非常高興。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與江青同台演出過京劇《打漁殺家》。在京劇方麵，阿甲兼演員、編劇、導演於一身，富有經驗。接到江青推薦的滬劇《紅燈記》劇本，就仔仔細細地進行改編。
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鐵梅一角本來選定唱功極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畢竟年歲偏大，改用劉長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鳩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屬。演員陣營頗強，加上阿甲編導功力深，京劇《紅燈記》波瀾起伏，譜成一台嘹亮的嶄新的“國戲”。
麵對如此陣營強大的劇組，江青卻如一個嘮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發“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這天兩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見劇組，隨口而說，說了一大堆瑣瑣碎碎的意見。她的每一句話，每一條意見，都成了“指示”，導演必須遵命。
以下摘錄她的原話，可見她的種種“指示”之一斑：
△鐵梅舉紅燈跑圓場，可縮短些。
△奶奶的服裝補的不是地方。
△七場（指監獄）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進、出門，要隨手關門，要給群眾一個安全感。
△鐵梅上場（第一場）不要戴圍巾，見爹爹遞紙條後，臨走時玉和把自己的圍巾給她圍上。
△鐵梅叫奶奶的聲音太刺耳，不要那麼高。
△這個戲不適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後上場，可以扶住椅子
△刑場上的石頭，要靠前些。
△粥棚場，磨刀人不要吃粥。
……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為人耿直，對江青的“指示”不願句句照辦，後來由B角錢浩梁所代替。
編導阿甲由於“不聽話”，在“文革”中受夠批鬥，幸存於世。一九八七年，八十高齡的他，是他從事戲劇工作五十周年紀念。他複排《紅燈記》，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萬千，說了這麼一番話：
有的人把《紅燈記》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實這出戲的創作與江青沒關係，是她剽竊了我們的創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