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誌堅一行住進上海延安飯店之後，當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來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談會”的必讀文件——《毛主席於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後寫給平劇院的信》、《毛主席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以及《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兩次重要批示》。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達延安飯店。此人並非部隊幹部，似乎與部隊文藝座談會無關，卻介入了這一座談會，表明此時他已成了江青的親密夥伴。
他便是張春橋。劉誌堅跟張春橋有過一段短暫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蘇友協派出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節，團長是劉誌堅，副團長便是張春橋，不過，那次一起赴蘇，隻是一般的工作關係而已。
這一回，張春橋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來接劉誌堅，一起去坐落在華山路上幽靜的丁香花園。這一回，江青住在那裏。丁香花園，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難得擁有成片的綠草地和眾多的樹木。中共中央華東局一個高級招待所，設在那兒。以“丁學雷”為筆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在丁香花園之側的一座小樓裏，那“丁”便取義於丁香花園，而“學雷”乃學習雷鋒之意。
劉誌堅夾著公文包，在張春橋陪同下，步入江青住處。
“哦，終於把解放軍這座‘尊神’請來了！”江青笑道，“我的處境很困難，所以我去蘇州求助於林總。現在，林總終於給了我支持！”
劉誌堅習慣於“公事公辦”。他打開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轉達一份電話記錄。
那是葉群打給劉誌堅的，要他仔細作了記錄，所記的是林彪的一段話：
“江青同誌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麵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誌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麵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係，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麵都不能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這一段話，顯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興，林彪不僅對江青作了很高的評價，而且要她“指導”部隊文藝工作，這就使由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變得“名正言順”。這個座談會後來被加上“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這“委托”就源於此。
江青呢，她除了請劉誌堅轉達她對“林總”的謝意之外，還對劉誌堅恭維了一番：“誌堅同誌，聽主席說，你是劫法場出來的。我要很好地向你們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誌學習。聽說你過去寫過詩，寫過不少文章，在文藝方麵也是內行。”
在這樣雙方客氣了一番之後，江青說及“座談會”怎麼開：“請你們來，不是開什麼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
結束了這次見麵性的談話之後，下午五時，在錦江小禮堂，江青跟來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見麵，張春橋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會議的“紀律”：“不準記錄，不準外傳”，特別是“不準讓北京知道”。江青甚至還查問，他們有沒有帶竊聽器，看樣子這座談會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說起了為什麼要印發毛澤東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關於平劇《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話：
“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所以值得慶賀……”
江青借此發揮說，盡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確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後，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仍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著。現在，該是徹底扭轉這種“曆史的顛倒”的時候了！
江青這番話，使來自北京的軍人們明白了“座談會”要談些什麼——並不是“研究三大戰役的創作”。
當晚，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盡“地主之誼”，宴請江青和劉誌堅等六人，張春橋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錦江小禮堂請劉誌堅等看電影“逆風千裏”。這是珠江電影製片廠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編劇周萬誠、方徨，導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國民黨“千裏駒”師被殲。解放軍指導員宋誌剛和一支小分隊奉命押送被俘的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前往遼東軍區駐地。一路上，腹背受敵，小分隊“逆風千裏”，終於完成了任務。這部影片雖是“地方”電影廠（這是對非軍隊係統電影廠的習慣稱謂）拍的，但表現的是部隊。江青一邊看電影，一邊說這部影片“美化敵人，把敵人當成主人公來描寫，讓敵人占領了我們的銀幕”……劉誌堅等隻得“洗耳恭聽”，又不準作記錄，記不住她的意見又無法回去彙報……
就這樣，“座談會”在上海開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