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二月，風雲突變的前夜。當江青和劉誌堅等五個人在上海錦江飯店“座談”之際，北京釣魚台也有五個人在開會。
上海的五人會議開始於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會議開始於二月三日。
上海“座談會”寫出了《紀要》，北京的小組會寫出了《提綱》。
《提綱》和《紀要》針鋒相對。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是一九六四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的，負責指導當時正在開展的學術批判。前已提及，這五人是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五人小組寫出了《五人小組彙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不過，後來康生“聲明”，他是反對《二月提綱》的——盡管他也參加了會議，據說在會上“沉默”。
二月五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二月八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專程到武昌向毛澤東彙報《二月提綱》。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但沒有說不同意發表。
於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
《二月提綱》顯然是針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亂而提出一係列政策性的意見：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采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組”的動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難怪她以“有事”為理由，中斷了“座談會”，趕往杭州從毛澤東那裏探聽消息。
三月上旬，正當江青忙於修改《紀要》時，在北京爆發了“電話事件”。
那是張春橋為了摸清北京的動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去京。按照張春橋的布置，楊永直跟許立群、胡繩談話，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綱》中所說的“學閥”指誰。
楊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滬之際，許立群轉告了彭真的答複。那是許立群記下楊永直提出的問題，向彭真彙報，對話的記錄如下，頗為微妙：
許：楊永直問，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
彭：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
許：楊永直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隊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
彭：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遊過泳沒有？
許：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
彭：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許立群把彭真的答複，在電話裏告訴了楊永直。楊永直回滬後，當即如實報告了張春橋。
張春橋聽罷，說道：“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紀要》的定稿進度，她要以《紀要》跟《二月提綱》相抗衡。
張春橋通過江青，迅速向毛澤東密報了“電話事件”。
那個原是五人小組中的一員的康生，精於權術，見風使舵，此時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綱》。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杭州和康生作了兩次談話。
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在杭州作了談話。
毛澤東這三次談話，嚴厲地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人小組”的正、副組長彭真、陸定一，分別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說他們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讚是學閥，上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寫作的《三家村劄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還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誌，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電話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毛澤東的這些話，批判了《二月提綱》，使彭真、陸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