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小說家喜歡把要對讀者講的話完全放在作品裏麵，但也有一些人願意在作品以外發表意見。我大概屬於後者。在我的每一部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集中都有我自己寫的“序”或“跋”。有些偏愛我的讀者並不討厭我的嘮叨。有些關心小說中人物的命運的人甚至好心地寫信來探詢他們的下落。就拿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寫的《家》來說吧，今天還有讀者來信要我介紹他們跟書中人通信，他們要知道書中人能夠活到現在，看見新中國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來讀者們常常來信指出書中的覺慧就是作者，我反複解釋都沒有用，昨天我還接到這樣的來信。主要的原因是讀者們希望這個人活在他們中間，跟他們同享今天的幸福。
讀者的好心使我感動，但也使我痛苦。我並不為覺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覺慧”活到現在，而且熱情地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工作。然而覺新不能見到今天的陽光，不能使他的年輕的生命發出一點點光和熱，卻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覺新不僅是書中人，他還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寫《家》，剛寫到第六章，報告他自殺的電報就來了。你可以想象到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寫完這本小說的。
我很早就聲明過，我不是一個冷靜的作者，我不是為了要做作家才寫小說，是過去的生活逼著我拿起筆來。我也說過：“書中人物都是我所愛過和我所恨過的。許多場麵都是我親眼見過或者親身經曆過的。”的確，我寫《家》的時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麵掙紮。我陪著那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歡笑，也陪著他們哀哭。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的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以至於得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但同時它又充滿憎恨和詛咒。我有過覺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哥哥麵前所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品吧。”一直到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寫完了《家》，我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製度的憤恨才有機會傾吐出來。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寫的一篇《代序》中大膽地說：“我要向這個垂死的製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訴》。”我還說，封建大家庭製度必然崩潰的這個信念鼓舞我寫出這部封建大家庭的曆史，寫出這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後還有兩個續篇：《春》和《秋》。
我可以說，我熟悉我所描寫的人物和生活，因為我在那樣的家庭裏度過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歲月，那些人都是我當時朝夕相見的，也是我所愛過和我所恨過的。然而我並不是寫我自己家庭的曆史，我寫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當時正是這種家庭聚集的城市。在這種家庭中長一輩是前清的官員，下一輩靠父親或祖父的財產過奢侈、閑懶的生活，年輕的一代卻想衝出這種“象牙的監牢”。在大小軍閥割據地方、小規模戰爭時起時停的局麵下，長一輩的人希望清朝複辟；下一輩不是“關起門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年輕的一代卻立誓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建造新的生活，他們甚至有“為祖先贖罪”的想法。今天長一輩的已經死了；下一輩的連維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沒有；年輕的一代中有的為中國革命流盡了自己的鮮血，有的作了建設新中國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這就是《家》的年代），雖然五四運動已經發生了，愛國熱潮使多數中國青年的血沸騰，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統治整個家庭的時代。高老太爺就是封建統治的君主。他還有整個舊禮教作他的統治的理論根據。他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一些親戚的家庭中的祖父。經濟權捏在他的手裏，他每年收入那麼多的田租，可以養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一大家人都得聽他的話。處理年輕人生死的大權也捏在他的手裏。他認為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想不到年輕人會有靈魂。他靠田租吃飯，卻連農民怎樣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軍閥橫征暴斂一年征幾年糧稅的時候，他的收入還可以使整個家過得富裕、舒服。他相信這個家是萬世不敗的。他以為他的兒子們會學他的榜樣，他的孫子們會走他的道路。他並不知道他的錢隻會促使兒子們靈魂的墮落，他的專製隻會把孫子們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親手在給這個家庭挖墳。他創造了這份家業，他又來毀壞這個家業。他至多也就隻做到四世同堂的好夢（有一些大家庭也許維持到五代）。不單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爺們全走著這樣的路。他們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麵下掩蓋著多少傾軋、鬥爭和悲劇。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那裏受苦、掙紮而終於不免滅亡。但是幼稚而大膽的叛逆畢竟衝出去了，他們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時給快要悶死人的舊家庭帶來一點新鮮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