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雖然頑固，但並非不聰明，他死前已經感到幻滅，他是懷著寂寞、空虛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態把祖父留下的家業勉強維持了幾年，終於帶著無可奈何的淒涼感覺離開了世界。以後房子賣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時候，我的五叔以一個“小偷”的身份又窮又病地死在監牢裏麵。他花光了從祖父那裏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給他帶來的一切以後，沒有臉再見他的妻兒，就做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這個人的另一麵我在小說中沒有寫到：他麵貌清秀，能詩能文，換一個時代他也許會顯出他的才華。可是封建舊家庭的環境戕害了他的生機，他隻能做損人害己的事情。為著他，我後來又寫過一本題作《憩園》的中篇小說。
我在前麵說過，覺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我常常這樣想：要是我早把《家》寫出來，他也許會看見了橫在他麵前的深淵，那麼他可能不會落到那裏麵去。然而太遲了。我的小說剛剛開始在上海的《時報》上連載，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殺了。十四年以後我的另一個哥哥在上海病故。我們三弟兄跟覺新、覺民、覺慧一樣，有三個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種不同的結局。我說過好幾次，過去十幾年的生活像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這夢魘無情地摧毀了許多同輩的年輕人的靈魂。我幾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個。然而“幼稚”和“大膽”救了我。在這一點我也許像覺慧。我憑著一個單純的信仰，踏著大步向一個目標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別人不許我做的事。我在自己辦的刊物上發表過幾篇內容淺薄而且有抄襲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說已經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記住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這三個大膽在那種環境裏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幫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覺慧也正是靠著他的“大膽”才能夠逃出那個正在崩潰的家庭，找尋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卻把覺新活生生地斷送了。
有些讀者關心小說中的幾個女主人公：瑞玨、梅、鳴鳳、琴，希望多知道一點關於她們的事情。她們四個人代表著四種不同的性格，也有兩種不同的結局。瑞玨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雖然我祖父死後我嫂嫂被逼著搬到城外茅舍裏去生產，可是她並未像瑞玨那樣悲慘地死在那裏。我也有過一個像梅那樣年紀的表姐，她當初跟我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們家來玩，我們這一輩人不論男女都喜歡她。我們都盼望她能夠成為我們的嫂嫂，後來聽說姑母不願意“親上加親”（她自己已經受夠親上加親的痛苦了，我的三嬸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這一對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四五年後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後的十幾年內她生了一大群兒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見她的時候，她已經成了一個愛錢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我們家裏有過一個叫做翠鳳的丫頭，關於她我什麼記憶也沒有了，我隻記得一件事情：我們有一個遠房的親戚托人來說話，要討她做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見，她堅決地拒絕。雖然她並沒有愛上哪一位少爺，她倒寧願後來嫁一個貧家丈夫。她的性格跟鳴鳳的不同，而且她是一個“寄飯”的丫頭。所謂“寄飯”，就是用勞動換來她的飲食和居住。她仍然有權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們家的老聽差。他並不虐待她。所以她比鳴鳳幸運，用不著在湖水裏去找歸宿。
我寫梅，寫瑞玨，寫鳴鳳，我心裏充滿了同情和悲憤。我慶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進了我的小說。我代那許多做了不必要的犧牲品的年輕女人叫出了一聲：“冤枉！”
的確我的悲憤太大了。我記得我還是五六歲的小孩的時候，我在姐姐的房裏找到了一本《烈女傳》的插圖本。下欄是圖，上欄是字。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在家裏很少見到圖畫書。所以我把這本已經翻舊了的線裝書當作寶貝。我一頁一頁地翻看。盡是些美麗的古裝女人。有的用刀砍斷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燒死，有的在水上飄浮，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還有一個年輕女人在高樓上投繯自盡。都是些可怕的故事！為什麼這樣的命運專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問我那兩個姐姐，她們說這是《烈女傳》。年輕姑娘都要念這樣的書。我還是不明白。我問母親。她說這是曆代的節烈的婦女。我求她給我講解。她告訴我：那是一個寡婦，因為一個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當著那個人的麵砍下自己的手來；這是一個王妃，宮裏發生火災，但是陪伴她的人沒有來，她不能一個人走出宮去拋頭露麵，便甘心燒死在宮中。為什麼女人，特別是年輕的女人，就應該為那些可笑的陳舊觀念，為那種人造的禮教忍受種種痛苦，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什麼那本充滿血腥味的《烈女傳》就應當被看作女人學習的榜樣？連母親也不能說得使我心服。我不相信那個充滿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別人擁護它，我也要反對。不久這種“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烈女傳》被我翻破以後，甚至在我們家裏也難找出第二本來。但是我們家裏仍然充滿著那種帶血腥味的空氣。我有個表姐在民國初年還有過抱牌位成親的“壯舉”。不用說，她念《烈女傳》入了迷，甘願為她從未見過一麵的亡故的未婚夫守節，還夢想有人為她立一座貞節牌坊。甚至在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已經開始招收女生了，三個剪了辮子的女學生在成都卻站不住腳，隻得逃往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說，我的姐姐妹妹們享受不到人的權利了。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個姐姐，還被人用花轎抬到一個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以後就寂寞地死在醫院裏。她的結局跟《春》裏麵蕙的結局一樣。《春》裏麵覺新報告蕙的死訊的長信，就是根據我大哥寫給我的信改寫的。據說我那個最小的叔父（我的小說裏沒有他）當時還打算送一副挽聯去：“臨死無言，在生可想。”她的丈夫把她的靈柩拋在尼姑庵裏，自己忙著張燈結彩做第三次的新郎，後來還是我的大哥花錢埋葬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