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則反問道：“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
李達氣衝衝地說：“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我雖然沒有當過兵，沒有長征，但是我相信，一個人要拚命，可以‘以一當十’。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作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的。現在的人膽子太大了。潤之，現在不是膽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是一場災難。”
接著，李達又繼續說：“你腦子發熱，達到39℃高燒，下麵就會發燒到40℃，41℃，42℃……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難，你承認不承認？”
……
當時，正是反右剛過，又處在“大躍進”的熱潮時期，大多數人都是頭腦發燒，隻唱讚歌，而李達卻能敢於唱反彈，這是難能可貴的，而其進言藝術也是頗值研究的。
後來，毛澤東主動承認了自己的不對，他說：“這是我的過錯。過去我寫文章提倡洗涮唯心精神，可是這次我自己就沒有洗涮唯心精神。”他還表揚李達說：“你在理論界跟魯迅一樣”，“你是理論界的魯迅。”
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出許多的奧妙。
李達首先是以請教之名開場的，其意圖就是在於要知道毛澤東的真實想法並使他親口說出來。一旦毛澤東不肯中計，他便直接點題，說出自己的看法，在論述自己的觀點時，也不忘了首先肯定毛澤東觀點中的合理性，但又同時指出其應用條件，予以批駁。最後是直言勸戒，指出後果，曉以利害。毛澤東雖然承認自己聽了李達的話很逆耳，但還不愧為英明的領袖，認識並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李達之所以敢於怒氣衝衝，直言不諱，還在於他和毛澤東的長期友誼，是深得毛澤東的信任的。如果你還未與對方相處到這種程度，切切不可采用這種激烈的、易產生對立情緒的說服方式。
責已進諫——王韶自辯
在闡述自己的觀點說服他人時，用責已的方法隱含其義，雖守卻進，使對方明白其中道理。這在說服他從時同樣適用。
開皇十一年（五九二年），隋高祖到並州巡視，並州長史是王韶，因他在任勤懇工作，政績卓著，故而高祖認為他稱職，特別加以慰撫勉勵。
之後，高祖單獨對王紹說：
“自從我來到此地後，您的胡須，發鬢漸漸花白，莫非是憂思操勞所致？您是國家賴以憑恃寄托厚望的柱石，還是勉力於國事吧。”
王韶謙遜地道謝說：
“我已經衰老了，又很不懂得怎樣做官。”
隋高祖驚詫地說；
“這是什麼意思？所謂不懂，是不用心的托詞吧？”
王紹說：
“我過去處在黑暗年代，尚且十分用心，何況今天有幸遭逢賢明的君主，怎敢不竭盡微力效命朝廷？但是，造化之理十分精微，絕不是愚笨的人所能理解。加上我今年已66歲，漸入暮年，和過去相比，因頭腦昏庸而健忘的事情也多了起來。我那裏敢於自己寬慰自己，以致連累和影響本身的政務工作呢！隻是害怕因為我的衰老而使朝綱紊亂受損罷了。”
高祖聽了，連忙對他加以安慰和勉勵，並親自送他出門。王韶原係北周屢立軍功的名將，在隋高祖楊堅決策伐陳時，名義上的統帥是晉王楊廣，但他太年輕，籌劃、參讚軍務的主要骨幹還是高穎和他。滅陳後，王韶率領部分隋軍鎮守石頭城，保衛金陵，對穩定江南形勢卓有貢獻。難怪後來楊堅對百官說：我們所以能很快“平定吳、越，靜撫江湖，全賴子相（王韶之字）之力”。然而，王韶功勞如此卓著，在本篇中，他的官爵還不過是並州總管手下的長史，操勞政務又使他須發漸白。為此，楊堅隻是空言勉勵以致王韶在謙謝答辭中略有耿介不平之氣，楊堅不加撫慰反而批評他無所用，王韶不得不軟中帶硬地奮起自辯，讀者細細領會，可以觸摸到王韶內心很不得誌的傷感情緒。後來，王韶以68歲高齡乘驛馬馳還京城途中勞累而死，結束了他忠誠、正直、辛苦的一生。
但王韶在這則故事中的自辯卻是非常的得法，其精髓亦可運用於處理下級與上級的爭辯中。
下屬受到上司的責備和訓斥，總是希望能為自己辯護幾句。在其火氣正盛之時，一句解釋的話也是多餘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下屬就不能找機會在其他時候說。最好的方法是在上司發完脾氣、安靜下來後，再找個時間來做解釋。而且，最好能經過一個黑夜的間隔，使上司有機會平息心境，反省自己的態度、措辭和方式方法問題。一般來說，人們發完脾氣後，都是會有些後悔和自責的，許多上司還會為自己不能“製怒”而感到懊悔，這種心理卻正好可被下屬利用，從而使談話能夠趨於平和，並能創造出一種有利於己的心理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