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寓言進諫，取材要和所話之事性質類似，而且構思要巧，寓意要深，讓對方一聽就明白你所隱含著的用意。
就事論理，語言的開導奇效
能夠根據事實講道理，用語言開導勸說的對象，使對方明白你的意途，這樣的智言，往往會產生奇效。
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具有非凡的口才。有一天，魯哀公請他入宮，他滿以為是商討國家大事，不敢怠慢，趕忙去見魯哀公。不料魯哀公卻對他說：“宮內一座西向的房子，正當陽曬，想移動一下，改作東向。但是有人說，東向移房不吉祥，我想問問你，是不是這樣？”
孔子見魯哀公把個人享受看得比國事還重，十分不滿，於是婉言說道：“我聽說，天下不吉祥者為：貪圖安逸或損人利己，於自身不吉祥；虐待老人或嬌縱小孩，於家庭不吉祥；長輩不教育晚輩，晚輩不尊重長輩，於風氣不吉祥；賢才退隱，宵小專權，於天下不吉祥。但這似乎並不包括東向移房這件區區小事呀？”
魯哀公一聽，知道孔子話中之意。慚愧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孔子的此番進諫，使用的是具有深謀遠慮，旁敲側擊的智言，於兼和中娓娓道來，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法力，使對方入耳、入心、入行，收到奇效。同時，柔言開導，就事論理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左傳》載：齊國人殺死了他們國君，魯襄公聽到消息，操起戈說：“哪有臣子膽收殺自己君王的呢？”師懼說：“齊國國君治國無能。擔任國君無才無德，放縱自己一人的私欲，來戕害萬人的天性，不是應該立為君王的人；他自身的死亡，是自己造成的。現在君王您，不愛惜上萬人的性命，卻隻傷悼一個人的死亡，是多麼錯誤啊！齊國的臣子已經不守臣道，那齊君也不值得惋惜。”魯襄公緘默不語。
晉文公出奔流亡時，頭須是替他看守庫藏的人，沒有跟從他流亡。晉文公回到故國後，頭須來請求麵見。文公藉口正在洗頭拒絕接見。頭須對通報的仆人說：“一個人洗頭發必須低著頭，一低頭心就要倒過來了，心倒過來內心的想法就會反常，所以我得不到文公的接見。跟從出亡的人是給主公牽馬服役，留在國內的人是給主公守衛家園，為什麼一定要認為留在國中的人就是有罪的呢？身為一國之君卻念念不忘對一個普通人的小怨，那麼懼怕降罪的人就太多了。”仆人將這些話告訴文公，文公立即召見了頭須。
就事論理，隻就某件事情本來談論它的是非得失，闡明事理。正如俗話所說：“碾穀要碾出米來，說話要說出理來。”就事說理，細意推求，縱是鐵石心腸的君王也會迷途知返。
《新唐書·狄仁傑傳》說到這樣一件事：
武則天要造一座大佛像，估計耗費銀兩達數百萬，朝廷不能滿足這筆支出，便再一次布告天下僧人每日捐一錢進行資助。狄仁傑規勸武後道：“築台不會使用鬼神，一定要使用人力，財物不會從天界降下，全部要從民間搜刮而來。不損害百姓利益，僧人們難道還會有別的方法生錢嗎？現在邊境未寧，應該放寬徭役，裁減不緊急的用錢項目，可以命令天下僧人一心行善來接濟窮人。否則耽誤農時，才是放棄根本。再說，沒有朝廷出錢，道理上也說不過去。要是朝廷開支，耗盡民力，一旦一方有難，又用什麼來援救呢？”武則天聽了這番話，便放棄了建造大佛像的打算。
荀子有句名言：“言必當理，事必當務。”其意是，說話一定要符合道理，做事要符合要求。
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亂時，由於軍費開支繁多，便隻好以官爵來賞功。每逢將領統兵出征時，都要向朝廷領上一些空白的“委任狀，”以便根據需要隨時填發。有時部隊打散後，要把士兵招集攏來，也不得不用升官晉爵來刺激引誘散兵。由於濫封官爵，軍隊中原有的官職係統被打亂，上下級不得不根據實際職權大小來互相統屬。官爵在人們眼中的地位也日益降低，一份任命大將軍的委任狀，隻能換一頓酒吃。
某次，唐肅宗對李泌說：“郭子儀、李光弼現在已是宰相，位極人臣，將來如果他們收複長安、洛陽東西兩京，平定內亂，我已沒有再高的官職來獎賞他們了，這可怎麼辦？”李泌乘機向肅宗進言指出濫封官爵賞功的危害，他說：“古代都以才授官，以爵位賞功，隻是近來才多以官賞功。以官賞功有兩大害處：一是因受賞者缺乏擔任這一官職的才能而造成政務荒廢；二是因功多官高，造成權勢過重，尾大不掉。這樣一來，以功臣居大官者，大都乘有權有勢時多撈油水，無所不為。早先，國家如果以爵位來獎賞安祿山的軍功，他最多也隻不過擁有方圓百裏的一塊收租封地。從子孫出發，他也要設法保住它，不會造反了。所以陛下在叛亂平定後，應以爵位賞功臣，這是有利國家萬世的大計。”肅宗頗以為然。
唐朝末年，李德裕擔任浙西觀察使職務，穆宗下詔要求上供盤絛、繚綾千匹。李德裕上奏皇帝說：“繚綾、盤絛這些絲織品花紋鮮豔秀麗，隻有陛下的乘輿上可作裝飾用，現在要求供千匹之多不知何用？”於是皇帝又下優待詔書停止索求。
就事論理，關鍵在於善於疏導。話是開心斧。諫臣針對君王思想症結進行分析說理，排疑解惑。說者錦心繡口，微言大義；聽者芒刺在背，心悅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