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諫，史稱哭諫。人不悲傷不流淚，流淚必有傷心事，這是人之常情。哭泣最能獲得同情，悲狀也可討人憐憫。聰明的臣子善於利用人的這一普遍心理，往往無悲而泣，聲淚俱下，用以作為幌子，吸引君王的注意力，乘機勸諫君王改變主張。
申包胥哭秦庭，是諫臣運用泣諫最成功的範例。
情敦義促諫君王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能在說服的過程中，注入感情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感情是一種十分複雜的心理現象，就其實質來說，感情是現實生活中各種事物關係在人們身上引起的具有不同好惡傾向的主觀的心理活動和體驗。唐書見解精辟：“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誰人肯懷？”
漢武帝一次偶染風寒，不能坐朝視事，待到他病體痊愈後，發現未央宮禦馬瘦了不少，便把禦馬官上官桀找來，氣憤地指責他：“你是不是以為寡人一病不起，連禦馬也不能看上一眼了？”說完便準備把上官桀關起來治罪。上官桀機敏而真誠地申辯道：“嚇死臣也不敢這麼想。一聽說陛下聖體欠安，臣就日日憂慮，夜不能寐，哪有心思在喂養禦馬了？臣失職，陛下願殺願罰，都請自便，隻要陛下聖體安康，臣死而無憾。”這一席話未說完，上官桀已泣不成聲。漢武帝被上官桀的真情打動，從此對他格外器重，把他從一個養馬官提拔至騎都尉。漢武帝晚年又擇上官桀受遺詔輔佐少主。
情感是人的內心的流露，它閃爍著個性色彩。人們常見到這種現象：感情激動，話語滔滔；感情憂鬱，少言寡語；感情深厚，無話不談；感情淡薄，話不投機。宋代吳曾也說過：“人喜則言語易入，怒則言語難入。”這說明，語為情動，言為心聲。
漢文帝十三年間，齊國（漢代封王之國）太倉令淳於意是一位清官，後棄官從醫，不幸將一個大商人的姨太太醫死了，大商人告他庸醫害命。皇帝下令，將他押送長安判刑。淳於意的小女兒緹縈跟隨父親來到長安，她要上殿見文帝，侍衛將她擋了回去。緹縈向文帝上書，說：“我父親在齊國做官，百姓稱讚他廉正公平，如今犯了法，該受刑罪。我所悲傷的是，人死之後不能複生，受刑之後不能複原，雖然想改過自新，也沒有機會了。因此，我願意被收入官府當奴婢，抵贖我父親該受的刑罰，使他有機會改過自新。”漢文帝看了上書後，憐憫她的孝心，免除了其父的刑罪，並下詔從此廢除肉刑。
唐肅宗時，李輔國與張皇後商議，要把太上皇攆到西宮。一個叫李唐的隱士拜見肅宗。肅宗正懷抱女兒，於是對李唐解釋道：“我很喜歡她，你不要見怪。”李後答道：“太上皇想見到您的心情，就和你想見到公主的心情是一樣的。”肅宗聽後潸然淚下，便去朝拜太上皇去了。此可謂是“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
晉代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在人類情感中，要數骨肉之情最為親切深厚，一旦融情入辭，便能拔動心弦。
古人以食之辭說理，以明理之言訴情，流傳下很多典故。
郭淮作關中都督時，屢建戰功，頗得民心。他的妻子是太附王淩的妹妹，因為王淩犯罪，其尉連坐，應當一起處死。送妻上路那天，數萬百姓大聲哭泣著追趕著囚車，囚車走了數十裏後，郭淮才命令侍從把妻子追回來。郭淮上書宣帝：我那五個孩子哀傷眷戀地思念他們的母親。他們的母親倘若死去，那麼我等於沒有了五個孩子；五個孩子如果都死去了，也就沒有了我郭淮。宣帝見奏書說得淒婉、誠懇、字字感人，句句入理，於是赦免了他的妻子。
辛京杲因為私自杖殺郭曲，有人上奏皇帝，辛京杲犯罪應該處死。皇上禦批同意時刻，李忠臣冷不丁拋出一句話：“京杲早就該死了！”皇上問什麼原因，李忠臣說：“京杲的父親和兄弟都戰死在沙場，惟獨京杲還活到今天，所以我以為他早該死了。”皇上聽了同情地流下了眼淚，說：“如果不是愛卿及時提醒，我就辦了一件殘忍刻薄的事了。”於是隻是罷了京杲的官。
激言勵誌諫帝王
人是有感情的，所以也難免有激動的時候。如果能用語言激起對方的感情，用誌向使對方順著你的思路走下去，那麼勸服對方也就不太難了。
楚襄王之父楚懷王因聽信讒言，放逐屈原之後，不僅失去了當時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優勢，而用連年遭到秦國的進攻，變得一蹶不振，最後連自己也被秦扣留，客死秦中。楚襄王即位之初，同樣不思進取，整天沉緬於酒色，偷歡苟安，不聽謀臣莊辛之諫，結果盡失鄢、郢、巫、上蔡、陳等地盤，自己隻好逃到城陽苟安於一域之地。這時才後悔頓足，當初不該不聽莊辛的規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