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忽地來了個三十來歲、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腳“做生意”。
他自稱名喚“蕭柏山”。不過，這位古董商仿佛是個戲迷，常往天蟾舞台跑。
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機關裏，這位“古董商”變得非常忙碌，不斷地向全黨發出指示大有總書記的派頭。
“蕭柏山”，便是李立三。
這是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盡管中共“六大”選出了向忠發當總書記，可是，中共的實權卻操縱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員，而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立三成為中共的實際上的領袖，其實就跟向忠發忽然成為中共總書記一樣，隻因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年輕，沒有成熟的領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機遇：
中共“六大”之後的第六天，共產國際“六大”在莫斯科開幕。共產國際的“六大”，開了兩個月。周恩來、蘇兆征、項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開會。另兩位常委，即向忠發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國，主持中央工作。
隨後，在1929年9月2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
向忠發此人，理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備當領袖的才能，僅仗著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總書記的位子。這樣，他也就成了名義上的總書記。
最初，掌握中共領導實權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
三十三歲的蔡和森具備領袖之才，本來，他跟羅亦農一樣，很有希望成為中共新一代的領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鄉縣（今雙峰縣）人氏。1918年他和毛澤東共同發起新民學會。翌年，他留學法國，猛看猛譯法文版馬克思著作。他很快領悟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1920年9月16日他在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中，清楚地闡述了中國必須建立共產黨：“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高於他的許多同時代人。
蔡和森於1921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當選中央委員；在”五大“成為政治局委員；在”六大，則進入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支筆，寫下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因此，他成為政治局常委時，還兼任中央宣傳部長。
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來天，卻因順直省委的一些問題牽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檢查錯誤。加上他的氣喘病發作，他不得不離開中央機關擊養病。不九，他被指責為右傾，撤銷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及中央宣傳部長的職務。1929年1月，他被調往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由於蔡和森犯了“錯誤”，李立三便取而代之。11月20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這樣，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便改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李立三、項英。內中蘇兆征於1929年2月才從蘇聯回國，當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個趣事頗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澤東的“半個朋友”。那是1915年夏秋之間，正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毛澤東，化名“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漢字正好二十八畫）張貼《征友啟事》，欲求誌同道合之友。第一個響應的是從瀏陽來長沙讀書的羅璿階（後來叫羅章龍），跟毛澤東結交。那時，李立三叫李隆郅，從醴陵來到長沙上中學，認識羅章龍。於是，羅章龍便把李立三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後來這樣憶及往事；
我這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誌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菩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采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