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那時的王明，還隻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小打小鬧而已。
他頭一回在中共高層“露臉”，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的時候。米夫成為中共“六大”的幕後操縱者。王明作為米夫的翻譯，廣泛接觸了中共高層人物。就連斯大林接見中共領導人時，翻譯也由王明擔任。米夫參與了扶植向忠發，讓他擔任中共總書記。不過，當米夫提議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時，受到了代表們的抵製——因為王明連代表都不是，況且又未曾在國內做過實際工作，怎麼可以選他作為中央委員呢？
王明終於下決心回國了。那是1929年3月，他回到了上海。懷著雄心壯誌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滬西區，為中央秘密黨報做送報員兼采訪員，使他大有懷才不遇之感。四個月後，他擔任中共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又過三個月，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任編輯。地下工作畢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談闊論，被捕的危險時時在頭頂盤旋著。他於1930年1月12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緊張，當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播問友，請求營救。此事完全違反了地下工作的紀律。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員迅速轉移。
此事很快傳到共產國際，米夫委托“赤色救難會”駐滬代表、瑞士人牛蘭出麵營救。牛蘭花了一筆錢，總算使王明在2月28日獲釋。
出獄後，王明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他被調往全國總工會宣傳部當《勞動》報編輯。驚魂甫定之後，王明又開始鑽營。1930年6月，他得以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使他有機會接近中央。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邊工作，變得消息靈通起來。
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不斷派回國內，其中包括“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們之中走動，私下議論。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發，罵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說李立三不懂多少馬克思主義。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氣，雖說當時他還隻是李立三手下的秘書。但他伺機而動。
機會終於來了。1930年6月11日，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那個《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之後，王明很快獲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羅伯特對決議有意見，反對下發這一決議。李立三大罵羅伯特右傾，以總書記向忠發的名義於6月20日向共產國際遠東局發出抗議信。信中說：“我們覺得羅伯特同誌有一貫的右傾路線，他在遠東局的工作，的確妨害中國黨領導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國黨與遠東局的關係，我們要求遠東局停止羅伯特的工作。”
王明風聞此事，便找“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隨便聊聊”。王明漸漸把話題引到李立三和羅伯特產生矛盾之事。他們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一拍即舍，都認為應當趁機發動對李立三的批判。不過，王明並不以為李立三“左”，卻是以為李立三是“用‘左’傾的空談掩蓋著右傾的消極”！那時，斯大林作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長篇演說，批判布哈林，並要求各國共產黨都開展反右傾。正因為這樣，右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責羅伯特右傾，王明又說李立三右傾！
幾天之後的7月9日，中共中央機關舉行政治討論會。博古第一個站出來批評李立三，接著是何子述、王稼祥發言支持博古，是後王明作了長篇發言批判李立三，聲稱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茨基主義的混合錯誤”。這一突然襲擊，使李立三十分震驚，當場氣呼呼地說道：“我知道你們幾個莫斯科回來的要搞什麼名堂！”
大權畢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沒幾天，總書記向忠發便出麵找王明等四人談話，宣布他們四人的發言是反對中央決議和中央領導人的，因而是違反黨紀的。向忠發還宣布，中央決定給四人以紀律處分：給為首的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給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四人同時調離中央機關，王明調往中共江蘇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調往工會組織，何子述調往天津，王稼祥調往香港當黨報記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離開上海。王明仗著有米夫做後台，不服氣……
六屆三中全會之後，在10月底，“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沈澤民，凱豐、陳昌浩、夏曦從莫斯科回來，向王明透露了來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產國際要對李立三的錯誤升級為“路線鬥爭”，同時要批判瞿秋白的調和主義。
王明頓時活躍起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正是他奪取中共領導權的大好時機！這時，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還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將突然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