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也就成了“右傾主要危險”的代表人物！
毛澤東是條硬漢子，他不會隨機應變，見風使舵。他據理反擊，被認為“毛同誌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後方首腦們主張要對毛澤東進行組織處理，撤除毛澤東的軍職——一紅一方麵軍總政委，把毛澤東從前方調往後方，讓他專做政府工作去。
就在這時，使任弼時震驚的是，原是“三人團”成員的王稼祥，作了不尋常的發言，明確地支持毛澤東：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王稼祥又說道：
眾所用知，我與毛澤東同誌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誌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
王稼祥主張：“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後方首腦的批判，和毛澤東的反駁、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持，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麵。正在這時，周恩來趕到。他作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顯然要擔負“裁判”的角色。周恩來處於矛盾的境地。
他在來中央蘇區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後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共事，有著多年的高層領導經驗。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批評了他對瞿秋白持“調和態度”之後，說道“恩來同誌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正因為這樣，曾與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台之後，仍能與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來中央蘇區，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蘇區貫徹王明路線，而向來有著很強組織紀律性的他也總是習慣於服從上級。
周恩來跟毛澤東1923年底在廣州結識，但沒有深交。這次來到中央蘇區，特別是隨紅一方麵軍一起在前線，跟毛澤東朝夕相處，他開始了解毛澤東。特別是毛澤東一整套獨特的戰略思想，使他頗為佩服。正因為這樣，在恢複紅一方麵軍建製時，是他再三堅持終於說服了任弼時，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這一回，任弼時、項英等堅持要撤掉上任還不到兩個月的總政委毛澤東，使周恩來陷入進退維穀的地步，《簡報》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對前方戰爭領導，留在後方中央局同誌對於過去前方領導不能統一，認為戰爭領導必須求得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提出由恩來同誌負責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誌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周恩來怎麼辦呢？他先是在口頭上，也批評了毛澤東：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麵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但他又指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了兩種方案，供會議討論，如《簡報》所述：
周恩來同誌堅持要毛同誌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誌負主持戰爭責任，恩來同誌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
不論哪種方案，周恩來都要把毛澤東留在前方，要毛澤東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他否定了後方首腦們要毛澤東“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的意見。
周恩來的後一種方案，顯然是後方首腦們所不能接受的。經過一番論戰，如《簡報》所記錄：
大多數同誌認為毛同誌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最後是通過了恩來同誌第一種意見，但最後批準毛同誌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既然會議已最後“通過了恩來同誌第一種意見”，怎麼又“批準毛同誌暫時請病假”回後方呢？
那是毛澤東麵對會議的決議表態了：既然蘇區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了他的總政委之職，他很難在前方“助理”。於是，他提出回後方養病，“必要時到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