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的到來，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
在博古看來，李德不僅是紅都瑞金的第一位外賓，而且是上級機關共產國際派來的“要員”。為了給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費了一番工夫。
那時，由於特務告密，葉坪遭到國民黨飛機的猛烈轟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彈從天而下，原先設在那裏的中央政府機關、中革軍委機關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3年4月遷往中共臨時中央所在地沙洲壩。於是，沙洲壩成了中央蘇區黨、政、軍首腦機關群集之處，雖說這裏隻是幾個小村莊罷了——下肖（又稱“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黨團機關在下肖，政府機關在元太屋，軍隊機關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興建中央政府大禮堂。
博古為李德選“賓館”時，看了許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後選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廟，許多著作上都說是專門為李德建的“獨立房子”，經本書作者實地踏勘、采訪，並非如此。這座廟用當地話來說，屬“四線三間”建築，“四線”指房子四周四根線，“三間”是指中為客堂，左、右兩耳房。博古看中這座廟有兩個原因：一是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衛；二是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幾乎等距離，不過二三百米，跟黨、政、軍機關聯係都方便。這座孤屋，後來被人們稱為“獨立房子”。
雖說是一座廟，經過大掃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間正中掛上軍事地圖，倒還算像樣。同時博古為李德配備了兩名翻譯，一位叫伍修權，一位叫王智濤。他們與李德同住。
二十五歲的伍修權，是湖北武漢人。1922年，十四歲的他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上五年級時，級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翌年，經陳潭秋的介紹，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10月，伍修權被選送蘇聯學習，帶隊的便是楊明齋。在莫斯科，伍修權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來又到步兵學校學習。這樣，他既懂俄語，又懂軍事知識，所以博古選中他當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在1931年回國，帶著幾塊白手絹進入中央蘇區。那白手絹用秘密藥水顯影之後，上麵出現字跡——那就是他的介紹信。
王智濤比伍修權年長兩歲。他是河北人。1925年，十九歲的他去蘇聯留學，在基輔“卡米聶夫”混成軍事幹部學校學習。1927年，到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同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兼授軍事課，又去高級步兵學校、列寧學校擔任軍事教學工作六年。
王智濤在蘇聯前後八年，俄語流利，又懂軍事科學。1931年他在蘇聯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春天，他從蘇聯敖德薩出發，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達上海，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接上關係。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員護送到瑞金，受到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的接見。這時，他被派去當李德的翻譯，自然也是非常恰當的人選。
另外，博古還給李德配備了炊事員、警衛員。
李德進入瑞金，成了“獨立房子”的主人。雖說瑞金的條件遠不如上海，不過，他對博古的周到的安排還是深感滿意的。特別是他一到那裏，居然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從國民黨部隊那裏繳獲的。他也為能夠抽到“金鼠牌”、“哈德門”、“三炮台”香煙感到愜意。之前最使他苦惱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嚕咕嚕怪叫。現在“獨立房子”的炊事員，雖說從未做過麵包，但居然也能用麵粉、肉醬做成烤肉餅，使他飽餐了一頓紅都“土麵包”。脫去紫紅色的長袍，穿上套頭的列寧裝，穿上馬褲，李德變得十分瀟灑。隻是連續多日爬山，腳發炎了，腫得厲害。好在博古關照他初來乍到，盡量讓他躲在“獨立房子”裏，以免個子如此高大、藍眼金發的“洋人”在這見識甚少的瑞金鄉下突然出現而引起轟動。
就在李德到達瑞金的當天晚上，博古和張聞天便來和他作了長談。由於博古、張聞天都能操熟練的俄語，張聞天還會講英語，因此跟李德交談，不用翻譯。博古、張聞天在上海時，就跟李德常常見麵，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