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群山之中，隻有在瀟瀟春雨澆灑之後，那紅土下才會驟然鑽出嫩嫩的筍尖。1934年初，尚是寒風呼號的時節，江西卻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鋼骨的“冬筍”。蔣介石采用賽克特的建議。實行堡壘政策，這五千多座碉堡把中央蘇區團團圍住。用陳誠的話來說，他們建碉堡是給池塘築壩，然後“抽幹塘裏的水，捉塘裏的魚”。
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國民黨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1929年，魯滌平向蔣介石傳達了金漢鼎的建議，未受蔣重視。後來，戴嶽寫了《對於剿匪清鄉的一點貢獻》，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後來擔任南昌行營第一廳第六課課長的柳維坦也向蔣介石鼓吹“碉堡政策”。賽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蔣介石便下令實行。於是，碉樓、堡壘、橋頭堡、護路堡、圩寨等，一時在江西“遍地開花”。
蔣介石在消滅了十九路軍之後，在1934年2月，調集四路大軍，一邊築碉堡，一邊徐徐緊縮包圍圈：
東路軍，蔣鼎文為總司令，由閩北向閩西推進。
北路軍，主力，顧祝同為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由北線向贛南推進，正麵進攻中央蘇區。
西路軍，何鍵為總司令，由湖南向西推進。
南路軍，陳濟棠為總司令，由廣東朝北推進。
前方吃緊，瑞金沙洲壩那“獨立房子”，變得異常繁忙。此時的李德，已經獨攬紅軍指揮大權，由顧問而成為統帥。
他的翻譯伍修權如此回憶當年情景：
“我們當時的工作程序是：不論白天黑夜，隻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來。首先由我們翻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應的建議後，再由我們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誌，由他在軍委或政治局上將李德的建議提出討論並付諸實行……”
“博古當時是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中央總書記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
李德來到“獨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個“雅號”，曰“圖上指揮家”。他成天價圍著客堂間裏的大地圖轉來轉去，一邊抽著煙，一邊用紅藍鋼筆勾勾畫畫，然後用尺子量著距離，規定著部隊行軍的進度——他不管那裏是山是河，反正按距離計算行軍的進度。他甚至就連一挺機關槍該放在哪裏，一門迫擊炮應布置在什麼地方，都按照地圖作了規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圖，全是國民黨部隊“供應”的，好多地圖不準確！
據雲，長汀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曾從國民黨一位團長那裏弄到一整箱軍用地圖，交給了郭化若，運到瑞金。
李德是一位“街壘專家”。他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所學的，是正規軍打陣地戰的戰術。據曾經擔任他的翻譯的王智濤（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告訴筆者，李德去瑞金的四所軍事大學講課，均由他翻譯。這四所學校是紅軍大學、紅軍第一步兵學校（又名“彭楊步兵學校”，以彭湃、楊殷名字命名）、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又名“公略步兵學校”，以黃公略名字命名）、特科學校。王智濤的印象中，李德講軍事課程是內行的——當然所講的全是蘇聯軍事學院的正規課程。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寫及：“李德無疑是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南京的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的悲劇是，他在莫斯科並沒有學習過遊擊戰術的課程，而他來到中國之後又對中國的國情、軍情、民情所知甚少。他用下“國際象棋”的經驗來下“中國象棋”，這不能不跌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