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在桂東北高山密林中鑽行，每個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著樹枝，以躲避不時在山上盤旋的國民黨飛機。
就在這些日子裏，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忙得不可開交。他剛剛贏了湘江這一局，就趕緊“洗牌”，布好新的陣線。他在12月2日，就已接到何鍵的電報，稱紅軍“仍取蕭克舊徑，向西急竄”。
蔣介石調兵遣將，布置新的“口袋”。因為紅軍“仍取蕭克舊徑”，以與賀、蕭會師為目的，他便令何鍵在湘西紅軍必經之路上，趕修了四道堡壘防線。不過幾天工夫，湘西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座嶄新的碉堡！
蔣介石重新組織兵力，把原先分散的五路兵馬編為兩個兵團。他任命劉建緒為第一兵團總指揮，薛嶽為第二兵團總指揮，集結了十五個師二十萬兵力，以碉堡群為依托，擺好陣勢，橫刀立馬，在等待著從大山中鑽出來的紅軍！
第二個“湘江之役”在等待著紅軍。如果紅軍這一回進入蔣介石的新的“口袋”，命運便是全軍覆沒！
蔣介石在南昌，諦聽著從桂東北偵察機上發來的信息。
毛澤東畢竟是毛澤東，雖說他正在大山中鑽行，他沒有半架偵察機，卻猜透了坐鎮南昌行營的蔣委員長的心思。毛澤東曆來是布好“口袋”讓蔣介石部隊去鑽的，他當然也就很容易判斷蔣介石會在“蕭克舊徑”上布下“口袋”——蔣介石畢竟是“口袋專家”了！毛澤東主張紅軍必須放棄與賀、蕭會合的計劃。
毛澤東在擔架隊裏，把自己的見解講給兩位吃過洋麵包的人物張聞天和王稼祥聽，馬上得到他倆的支持。
曆史真是富有趣味，在必然中存在著偶然，在偶然中存在著必然：
張聞天在廣昌之役後與博古產生矛盾，倒向毛澤東成了必然，卻又那麼偶然地在瑞金雲石山與毛澤東同住一座古寺，而且那古寺中隻住毛和張，促使了他倆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便已為毛澤東辯護，倒向毛澤東也成了必然，偏偏又負傷躺在擔架上，毛澤東也因病躺在擔架上，擔架隊裏朝夕相處促使了他倆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受傷，是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時候。他正在江西樂安縣一個四麵環山的穀岡村的廟裏召開戰前政治工作會議，周恩來、彭德懷、譚政、蕭華等出席會議。正在開會，空中響起飛機轟鳴聲，起初大家不在意，會議仍在進行。到了上午9時多，敵機又來了。這一回，響起炸彈爆炸聲。王稼祥一看勢頭不對，對與會者說：“快跟我到外麵隱蔽！”王稼祥第一個走出大門，仰起頭來查看空中的飛機，就在這時，又一顆炸彈落下來，身後的周恩來大叫：“稼祥，臥倒！”但已經來不及，王稼祥在炸彈爆炸聲中倒下，炸彈片飛插進他的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他被抬到瑞金醫院，一位名字也叫彭真的大夫給他做了檢查。限於當時條件，無法動大手術，隻能采取保守療法。不久，腹部化膿，成了慢性病。正因為這樣，長征開始時，他隻能坐擔架……
不過，那時的擔架，隻是兩根長長的竹竿，中間綁著一個用草繩編織成的網而已，下雨時，則蓋上一層油紙。
在晃晃悠悠的擔架上，王稼祥有長足的時間跟毛澤東交談。他開始真正地了解毛澤東，日漸成為毛澤東的支持者。
每當入夜，燃起了篝火。火光映紅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臉，他們越談越興奮。特別是毛澤東，夜間的精神特別好，白天則常在擔架上睡得迷迷糊糊。
李德不時關注著毛澤東，很快就發現擔架隊裏那三顆常常挨在一起的腦袋，稱他們是“三人核心”。
紅軍終於從大山中鑽出。
12月12日，蔣介石便接到第四集團軍行營的電報：“據報，昨晨長安營之匪，轉向通道……”
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個縣，地處桂、湘、黔三省交界之處，那裏確實是一條“通道”：向北可進軍湖南，向西則可進入貴州，往南退則縮回廣西群山之中。
蔣介石接到的情報是準確的。紅軍一軍團二師五團確實是在12月12日攻占了通道縣城。
翌日，在匆匆的征途中，一次“飛行會議”在通道縣舉行。
“飛行會議”即“飛行集會”。那時，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街頭，“左”派青年學生們常常組織“飛行集會”：一群人突然冒了出來，在街頭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當國民黨警察聞訊趕來，集會早已結束。那“飛行”是指集會的迅速、短暫。
在通道舉行的會議，由於迅速、短暫，因此李德稱之為“飛行會議”——紅軍在通道縣隻逗留了一天，便急急趕路而去了。
這次“飛行會議”，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史稱“通道會議”。據鄧穎超回憶，會議是在城外一個村莊裏農民的廂房舉行的，當時這家農民正在舉行婚禮。“三人團”，加上朱德，還有那“三人核心”。此外還有誰參加，不得而知。會議沒有留下片紙隻字的記錄。不過，李德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倒是詳細寫及這次會議。不管怎麼說，他是當事人之一，他的回憶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