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進入第三個晚上，局麵已經完全明朗化了。於是，著手進行最後的議題，即作出四項決定。
這四項決定，並未見諸張聞天起草的會議的決議。直至陳雲手稿於1985年公開發表，這四項決定才正式公布：
（一）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入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這四項決定，是遵義會議的重要成果。
其中第一條，“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是指毛澤東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一步選為政治局常委。常委與非常委的區別在哪裏呢？當時正處於戰爭環境，尤其是長征途中政治局委員們分散在各部隊之中，不能經常開政治局會議，重大的事務由政治局常委決定。進入常委，意即進入中共領導核心。
當時，究竟哪些人是政治局常委？無原始常委名單檔案可查。不過，以陳雲手稿為依據，可以巧妙而準確地“推算”出常委名單來：
一、“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表明毛澤東是新任常委。
二、“擴大會議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表明周恩來是常委。
三、“決議發出以後常委各同誌——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幹部會中傳布決議”，表明張聞天、陳雲也是常委。
四、“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誌代替博古同誌負總的責任”，表明博古是常委。
根據以上“推算”，常委共五人，即原常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加上新選的毛澤東。
遵義會議的第四條決定，是以組織決定形式的方式最終取消了“三人團”，並宣布剝奪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不過，遵義會議結束時，博古仍為中共中央負總責，隻是他這負總責已很難開展工作了。
戰事匆急，遵義會議在1月17日晚剛剛結束，柏輝章師已逼近遵義城了。趁著紅軍在遵義休整，蔣介石重新部署了追堵紅軍計劃，紅軍在1月19日撤出了遵義。這時的紅軍，由周恩來、朱德指揮，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紅軍撤離遵義城之後，第一個回到柏公館的是柏輝章的表弟餘大勳。他來到二樓客廳，據他回憶：“餐桌仍在原處，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張藤睡椅。”這便是遵義會議後殘留的現場場景。
博古在遵義會議之後，下台已成定局。終於，在一個“雞鳴三省”的地方，博古結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位。
周恩來曾十分清楚地說及博古交權的過程：
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周恩來說及博古交權的地點：
我們趕快轉到四川、貴州，雲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抉下了博古。
據考證，那個“一雞長鳴，三省皆聞”的村子，是雲南省威信縣水田賽鄉的一個村子。
博古交權的時間，是1935年2月5日，即遵義會議結束半個多月後。
在博古準備“交權”時，凱豐一再向他說：“不能把中央的權交出去！”
“博古沒有聽他的，還跟凱豐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這樣他把象征‘權’的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
這樣，博古結束了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個月的中共領袖地位，由張聞天接替。從此，張聞天成了中共中央負總責。
在“雞鳴三省”的那個村子裏，隻要毛澤東點一下頭，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當時，周恩來、張聞天都力推毛澤東接替博古。但是毛澤東畢竟看得深遠，鑒於種種因素，推舉了張聞天：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要更換領導人，需經共產國際批準。毛澤東出自“山溝溝”，從未去過蘇聯，因此共產國際缺乏對他的直接了解。張聞天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產國際信得過。
張聞天又具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自從他從“左”傾營壘中殺出來之後，便跟毛澤東緊密合作。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站出來作“反報告”，立了頭功。再則，如毛澤東曾說過的那樣，“洛甫這個同誌是不爭權的”。
容易與毛澤東共事，電能團結別的同誌一起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