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眼力不錯。此後，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長達八年之久，與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共事關係。
走筆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個世紀前在上海發生的一幕，竟在無意之中給毛澤東幫了大忙，為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黨內問題提供了機會……
1934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組織麵臨著最為嚴峻的“圍剿”。
自從中共臨時中央在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之後，上海設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中央上海局，與在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取得聯係。盧福坦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他於1933年4月被捕，後來叛變。於是，康生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由於形勢日益嚴重，康生和妻子曹軼歐一起於1933年7月中旬離滬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
康生離去後，李竹聲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
差不多與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同步進行，中統特務加緊了對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偵察、搜捕。
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偵破，書記李竹聲落入中統特務手中。李竹聲叛變，又使一批中共地下黨員落網。
盛忠亮成為李竹聲的繼任者。1934年8月，這位上任才兩個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審時一言不發。中統特務知道他與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與李竹聲同案被捕。他們勸降了秦曼英，讓秦曼英跟盛忠亮見麵，這促使了盛忠亮叛變。
中統特務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號”。所謂“警號”，便是窗台上的一盆花、窗口掛著的一件雨衣之類，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統特務“保護”了盛家的“警號”。中共秘密電台台長武子明見到“警號”依在，進入屋裏，當即落入中統特務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台遭到破壞。從此，中共中央上海局與瑞金失去了無線電聯係。於是，在瑞金的中共臨時中央，也就失去了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無線電聯係。本來，王明通過無線電報“遙控”瑞金，這下子鞭長莫及了！
李德對此事極為遺憾，他在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寫道：
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這個問題（指與粵軍陳濟棠進行秘密談判——引者注）的無線電往來，是一年半中最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連同電台都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查獲了。這樣，我們同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聯係完全中斷了。由此而來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絕，對以後事態的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
李德所說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即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
由此，王明無法再對中共中央發號施令，隻能在莫斯科幹著急。
由此，博古、李德無法用共產國際（實際上是王明）這張王牌來壓服毛澤東。
由此，中國共產黨在“同外界完全隔絕”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事務。
由此，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這一係列的會議在沒有外來幹涉的情況下舉行。
由此，遵義會議得以順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削除軍權。
由此，中國共產黨可以不經共產國際的批準，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張聞天接替了博古。
張聞天從“雞鳴三省”的那個小村子起，實際的職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並沒有這樣的稱謂。這是因為自向忠發被捕後，中共中央便不設總書記。博古的實際職務也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隻稱“中共中央負總責”。張聞天接替他，因此也隻稱“中共中央負總責”。這在當時陳雲的手稿中，就已寫得很明白：“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誌代替博古同誌負總的責任。”
此後，張聞天還曾公開發表啟事，否認他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之稱。
那是1938年4月12日武漢《新華日報》在第一版所載《張聞天（洛甫）啟事》：
廣州《救亡日報》3月27日栽有署名洛基者所寫的所謂“張聞天論抗戰諸問題”。洛基君指此稿為他在2月12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先生之談話”，本人特鄭重聲明：（一）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記錄內容未經本人看過，因此，本人對該談話不負任何責任。（二）中共中央設有由數同誌組成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
也就在那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裏，在進行常委分工時，開始授予毛澤東以軍權。陳雲手稿中寫及：“以毛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表明毛澤東可以著手過問軍事，雖說還隻是周恩來的幫助者。
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職後，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委員職務。自1935年2月7日起，他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