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對李德的點名範圍廣，在全黨範圍內；而對博古的點名隻限於團以上幹部，因為博古畢竟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月10日，首次向團以上幹部傳達遵義會議決議，是在紮西會館門前的操場上進行的。那時，剛剛過了春節（正月初一是2月4日），陰冷的天下著蒙蒙細雨，可是幹部們在雨中聽得聚精會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傳達報告的是張聞天。像李維漢這樣重要的中共高級幹部，也是直至此時，才知道遵義會議的情況。如他所回憶：
聽完傳達後，我才知道遵義會議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批評了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解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積極防禦的軍事路線，通過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
我一聽完傳達，首先起采發言，表示完全擁護遵義會議的決議，同時不點名地批評了凱豐對遵義會議的錯誤態度。我發言後，凱豐自己站起來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這時，坐在院子裏的潘漢年，搗了搗坐在他一旁的劉英。消息靈通的潘漢年，知道劉英正與張聞天熱戀。劉英頗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評了凱豐。凱豐曾是她的上級。她批評了凱豐在共青團中央“總是宣傳博古為首的中央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如何如何正確”，並“強調客觀困難，總是說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親自指揮，又有德國顧問，又有一百萬大軍，好像反‘圍剿’失敗不是戰略方向和軍事指揮的錯誤”。
劉英回憶道：
我批評之後，凱豐接著上台講話，說：“劉英同誌批評正確，我接受。我用那樣的思想去影響同誌，是不對的。”態度很誠懇。
這樣的傳達進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張聞天進行傳達，毛澤東、周恩來、陳雲也作傳達報告，這使遵義會議決議貫徹到全黨、全軍，曆經烽火彈雨而被保存下來的紅軍日記，成了珍貴的原始文獻。當時任少共國際師師長的彭紹輝，在1935年2月18日的日記中記道：
晚上軍團直屬隊開排以上幹部會，由毛主席報告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單純防禦路線，短促突擊，分兵把口，不讓敵人進占蘇區一寸土地等，都是錯誤的。而“反攻”以來（指長征以來——引者注）這個錯誤還在發展，變成了退卻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跑”，也是錯誤的。我聽了這個報告非常高興，許多過去有懷疑、不清楚的問題，得到了明確的答案。
蕭鋒在他的1935年2月20日的日記中，則寫道
聽完傳達後，分組討論了兩天，廣大幹部對機會主義者錯誤指揮造成的損失很不滿，有的氣得直冒火。上級指出，主要是總結經驗，不要過多責備個人。我們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就是要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蘇維埃的紅旗，克服困難，搞好創建黔滇川邊蘇區的工作，執行北上抗日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