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人們通常把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說成是遵義會議。其實，這裏所說的遵義會議是廣義的，即前有發展過程，後有完善過程：
遵義會議前的發展過程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
遵義會議後的完善過程是“雞鳴三省”常委會、紮西會議直至苟壩成立“新三人團”。
正因為這樣，關於毛澤東和遵義會議的關係，有著各種評價：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說，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93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上說：“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
1996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中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這些提法大同小異。這裏所提到的遵義會議，實際上是指廣義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曆史的進展，日益受到注目——因為它是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起點，隨著毛澤東的聲望的不斷提高，人們這才逐漸意識到這一起點的重要性，這一曆史的選擇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澤東從遵義會議起，直至1976年去世，這漫長的四十一年間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領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曆史進程，影響了世界的曆史進程，這一起點也就益發顯示了它的重大的曆史意義。誠如1921年7月23日晚，那十三位來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誌路李公館所舉行的中共“一大”，成為中國曆史上紅色的起點，也是隨著中共的日漸壯大以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益發顯示了它的重大的曆史意義。
從以下權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對於遵義會議的認識的演變過程——
1936年夏，當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毛澤東時，毛澤東沒有提到遵義會議。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隻提到這麼一句話：“紅軍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領了他在遵義的洋房”。實際上，他把柏輝章誤以為王家烈了。毛澤東提到了“遵義的洋房”——柏公館，沒有提到在那“洋房”裏開的會議。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這麼提及遵義會議：
反“遊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1935年1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嗬！
博古，作為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對象，他在1943年11月13日，這樣評價遵義會議：劃全錯的（指博古、李德製定的長征軍事計劃——引者注），使軍隊有被消滅的危險，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組織上也做了結論。
作為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他在1943年12月16日，以一位理論家姿態，對遵義會議作出四點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