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在我黨曆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誌，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作為黨的正式文件，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嚴謹的筆調評論遵義會議——此時離遵義會議已有十個年頭：
1935年1月，在毛澤東同誌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曆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在遵義會議後的第四十六個年頭——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根據陳雲的建議，也概略地論及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共曆史。對於遵義會議，是這樣高度評價的：
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勝利的新局麵。這在黨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遵義會議後的第五十六個年頭——199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一次高度評價遵義會議：
在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的時候，敵人的瘋狂“圍剿”，加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使革命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國內外敵人曾斷定我們黨要徹底失敗，在這個關鍵時刻，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撥正了革命的航船。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勝利地完成了兩萬五千裏長征，奇跡般地打開了革命新局麵。
以上所引述的從毛澤東到江澤民的對於遵義會議的評價，語調都是極為嚴肅的，都是字斟句酌的。
在這裏，不妨引用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在1986年所寫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動卻又不失準確的一段話：
遵義會議之後，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史運動宣布獨立於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裏，世界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性，但斯大林卻早已把這種獨立性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了。
遵義會議還標誌著毛澤東和周思采的政治大聯合，從此以後，他們一輩子保持了這種夥伴關係，至少一直保持到他們去世前的一兩年。
可以說，中共“一大”是中國共產黨成長的起點，遵義會議是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起點。遵義會議和毛澤東的名字緊緊相連。從1935年到1976年，漫長的四十一個春秋，毛澤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曆史進程，成為20世紀中國最富有影響的人物。
§§第八章 黨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