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漢年走後幾個月，陳雲動身了。臨行前，他把有關文件裝在一個箱子裏交給組織。他的那份手稿，可能在此時放入箱內。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黨員護送陳雲（據陳雲秘書朱佳木同誌回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整理文件時，發現《席懋昭自傳》，內中寫及護送陳雲）。席懋昭曾在四川天全縣當過小學校長。經過重慶，陳雲於1935年7月間到達上海。
陳雲秘密與潘漢年的表妹夫潘企之接頭，見到了浦化人。浦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漢年來滬，決定他也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彙報。
陳雲得到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幫助，宋慶齡安排他搭乘一艘蘇聯貨船去海參崴。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瞿秋白夫人楊之華，還有何叔衡的孩子何實楚，由潘企之護送，他們於8月5日離滬。
8月下旬，潘漢年也乘船前往蘇聯。
陳雲和潘漢年到達莫斯科之際，正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共產國際“七大”舉行時，雖然還不知道中共召開了遵義會議，但毛澤東和王明、張國燾、朱德均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被選入主席團，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王明、康生、王榮（吳玉章）、梁樸（饒漱石）分別在大會上發言。
就在共產國際“七大”期間，出於對斷了線的中共的關注，共產國際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國，尋覓中共中央。此人是資深的中共黨員，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時他名叫“李複之”，受命去中國時臨時取了個化名“張浩”。
到了中國後，在中共內部，他又使用“林育英”這名字。然而，在他赴蘇之前，國民黨曾以高額賞金懸賞緝捕此人，而懸賞布告上卻寫著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實，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鄉、堂兄——湖北黃岡人，林彪本名林育蓉。由於他的母親姓張，因此取名張浩。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鮮為人知，可是當他作為共產國際特使回國之際，曾起過重大作用，此是後話。
就在林育英剛剛啟程，離開莫斯科（林育英於1936年3月20日至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及他來華前的情況），陳雲和潘漢年便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近況，陳雲和潘漢年的到來，可謂“及時雨”。
楊雲若、楊奎鬆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一書，寫及了陳雲、潘漢年彙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陳雲、潘漢年等一行人從上海輾轉來到莫斯科，帶來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亦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注），說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國紅軍領導機構的變動情況，並且介紹了中央紅軍長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戰和損失情況。陳雲等人的彙報，使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自紅軍長征後第一次了解到中國革命真相。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表示讚賞，但對主力紅軍人數的銳減頗感震驚。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識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形勢和條件的估計，同實際情況是有一定距離的……
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對於毛澤東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勝利。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曾寫及：“博古指望，或遲或早會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王明是中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恢複聯係，並‘糾正’現時的政治路線。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懼的，”連李德也承認，陳雲成功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使命，向共產國際陳述了遵義會議的決議，爭取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另外，毛澤東所采取的策略，此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遵義會議能夠被共產國際所接受：第一，決議肯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台以來“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第二，以張聞天代替博古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博古仍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決議把博古的錯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實際上是“左”傾機會主義。這樣，也就大大減少了王明這一“阻力”。這三點策略，顯示了毛澤東的智謀。
陳雲和潘漢年圓滿的蘇聯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狀”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