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遜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當年卻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組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枝筆”、“中國輿論總管”。
本書是關於陳伯達的長篇傳記。
陳伯達在接受本書作者的獨家采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年已久遠，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記憶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護短。如果說我的回憶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談一些。不過，我要再三說明，人的記憶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憶跟別人的回憶加以核對，特別是要跟當時的記錄、文章、檔案核對。我的記憶如有欠實之處，請以當時的文字記載為準。
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隻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古人雲：“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頂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他的兒媳小張當時在場：“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兒媳趕緊敲響隔壁老蕭的門。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鍾之內，醫生就趕到了。可是，陳伯達的心髒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肌梗塞。
陳伯達死前和他的兒子陳曉農、兒媳小張以及小孫子生活在一起。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石家莊的列車上--去看望他的母親餘文菲。餘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餘文菲所生的孩子。
據陳曉農事後告訴筆者：“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波檢查有冠狀動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後，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處理後事。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盡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