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之後，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因為三屆人大是1964年召開的，已經過去五年，何況“罷免”劉少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職，必須通過人大。
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要準備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召開人大，則要準備政府工作報告和修改憲法報告。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理所當然由周恩來總理主持。
修改憲法工作呢？毛澤東指定由康生主持，陳伯達參加。本來，應當由陳伯達主持的，因為陳伯達畢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號人物”。可是，由於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之爭中，康生占了上風，所以這一回毛澤東仍指定康生來主持。
陳伯達作了如下回憶：“九大”後，由康生主持修改憲法，叫我也參加。
討論會在懷仁堂。一天晚上，我在衛生間，忽然聽見吳法憲聲音很大，似乎還拍桌子。
我出來時，事已沉寂。旋即散會。吳法憲沒有走，我問他是吵什麼事。據吳法憲說，張春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發火了。
聽吳法憲說時，我認為吳法憲是對的，因為我也認為毛主席是一個天才人物。
但同吳法憲談話時，我並沒有大肆渲染這件事，聽他說後，我隻覺得張春橋可笑。
時間很短，我即同吳法憲出懷仁堂。開會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見懷仁堂門外，康生的秘書李鑫一個人在汽車上未走。我想，他會是康生留下觀察的……懷仁堂多事。這一回，為著修改憲法，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修改憲法，怎麼會忽然爭起了“天才”問題？
原來，這次修改憲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澤東。關於毛澤東的評價，在當時，最“權威”的莫過於林彪為《毛主席語錄》所寫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話：“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其實，林彪這篇寫於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捉刀的。內中“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三十字方針”，是張春橋幫助林彪“總結”的（在林彪被打倒後，這‘三十字方針’不準批判，當時許多人莫名其妙--因為不知是張春橋搞的）。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自《再版前言》問世之後，幾乎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了。幾乎所有的社論、文章，一提到毛澤東，便要用這三個副詞。
可是，後來情況變化了。誠如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所說：“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斯諾寫道：“今天，情況不同了。主席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以及新黨章中那三個副詞，隻剩下“繼承、捍衛和發展”三個動詞。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起草，深知毛澤東這一變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陳伯達當然也知道這一“政治行情”。那“四個偉大”，那三個副詞，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記。毛澤東說“四個偉大”討嫌，三個副詞討嫌，實際上是說林彪討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講話中，一再稱頌毛澤東為天才。
關於什麼是天才，有沒有天才，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澤東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討論的。天才無非是比普通人聰明些，智商高些。毛澤東確實比普通的中國人要聰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問題的關鍵，誠如毛澤東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寫給江青的信中所一語道破的：“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於是，在修改憲法時，為了那麼一個副詞--“天才地”，引起懷仁堂內一番論戰。
這論戰絕非關於天才的“學術講座”，卻是一場借此而爆發的政治格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