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世上研究人類文明史的學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樣，不滿足於文本鑽研而寄情於現場感悟，那麼，最好能在安全形勢有了改善之後，爭取到巴比倫故地走一走。那兒的文物古跡已經沒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澤邊站一站，看著淒豔的夕陽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無言的沙漠，再在底格裏斯河邊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體會文明榮枯的玄機，也就會有極大的收獲。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複的征戰，不管是打別人，還是自己被別人打，時間一長，必然會給人們帶來對殘酷的適應，對是非善惡界限的麻木。祖祖輩輩都缺少有關正常生活的記憶，災難時時有可能在身邊發生，自己完全無法掌控命運，根本無從辨別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隻能投向宗教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參與者其實都放棄了思考，隻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把自己的災難轉嫁並擴大為別人的災難，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取滅絕性的盲目快感。在那個偉大的文明故地，幾乎上上下下都被這種精神陰霾所籠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遺留氣韻讓我大吃一驚。這又以此證明，文本認知和現場認知有天壤之別，盡管這種現場早就在兩千五百年前成為廢墟。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波斯帝國先後在居魯士、大流士的領導下建立了西起愛琴海、東到印度河的超級龐大政權，還曾經與希臘展開過好幾次大戰。它戰勝過很多國家，最後又被戰爭所滅，滅的時間太早，使它無法成為人類重要的幾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訴我們，文明的重要，不僅僅在於空間，還在於時間。
印度文明無疑是人類幾個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對它的感受卻非常淩亂。幸好我緊緊地抓住了佛教的纜索，沒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地處現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內，我因深夜路過，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這與我們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關係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達羅消亡之後由雅裏安人入侵開始的，離現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曆史是不斷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斷分裂的曆史。在雅裏安人之後，波斯人、希臘人、帕提亞人、西徐亞人、貴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繼侵入，其間也出現過一些不錯的王朝，但總的說來還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數學等方麵對全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但它的發展曆史實在過於變幻莫測，讓人難於理出頭緒。其實，它自身的傳承也正處於這樣的狀態，似乎隱隱約約都有一些脈絡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斷、跌碎、混合、異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過太多的“對手”和“主子”，有過太多的信仰和傳統，有過太多的尊榮和屈辱，有過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結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亞文明的時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義所在。中東的極端主義已經讓人頭痛，再往東走卻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與販毒集團和地方武裝互相融合，顯而易見已經成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滋生文明和威脅文明，全都起自於同一片土地，這是不是一種曆時數千年的報應？如果是，那麼，這種報應實在太使人沮喪，沮喪到甚至對人類失去信心。
對此，我們除了發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麼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尼泊爾博克拉，Fish Tail Lodge，此篇寫於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