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這條鐵路發生的種種風雲變幻,山村少年無從知曉,但鐵路就從家門口經過,這是石柱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長長延伸的鐵軌,隆隆駛過的火車,給石柱帶來了關於外麵世界的信息,引發了他的各種猜想。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外麵的世界就是修建這條鐵路的法國人過的那種生活。

1932年,一列法製米西林小型豪華旅行客車出現在這條路上。這列車采用鋁合金做車廂殼體,車長20米,分主車與掛車,主車內有19張皮沙發軟座,帶有西餐廳和抽水馬桶衛生間,掛車為行李車,車型為鯨魚狀流線型,以飛機引擎為發動機,功率117.6千瓦,大大超過蒸汽發動機,從昆明到海防港隻需一天時間。這列與眾不同的火車讓鐵路邊的山村孩子們大開眼界,他們常常在旅行客車經過的時候聚在路邊看著它駛過。有時候,客車車廂吹起的窗簾下會露出乘客的臉,那些影影綽綽的麵容分明透著一種神秘。偶爾,他們也會從窗口扔出一隻餅幹桶抑或糖盒。小夥伴們就一擁而上跑去撿,誰跑得快誰就能撿到。

冒著白煙的蒸汽機車,風馳電掣的米西林快車,製作精良的鐵皮盒子,都向山村少年石柱展示著工業產品的無窮魅力。他納悶兒:這些精美的東西是人做出來的嗎?它們是怎麼做的呢?兒時飄忽而過的記憶,竟促使他一生都癡迷於對產品精益求精的追求。

秉性的養成:堅忍與寬厚

父親常年在外,家裏的農活兒都是母親在做。石柱從五六歲時就成了母親的幫手。在他眼中,身材不高也不壯的母親,有著山一樣的堅忍和水一樣的寬厚。“回想起小時候,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母親。母親不愛說話,她隻是用行動告訴你,事情要怎麼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雲南鄉下,五六月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家境差點兒的人家,這段時間就揭不開鍋了。褚家的情況要好一些,畢竟褚開運在外跑買賣,褚王氏會拿出家裏的餘糧接濟斷糧的鄉親,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後來。石柱記得,父親意外身亡後,一家五口就靠母親在三畝薄田裏討生活,家境窘迫起來。一天,快吃晚飯的時候,有個流浪漢來到家門口乞討。家裏哪裏還有存糧呀,就靠石柱每天到江裏摸魚給長身體的弟弟妹妹填點兒葷腥。一看流浪漢的破碗遞到了麵前,石柱沒好氣地說:“沒有沒有,我們晚上都沒吃的了,拿什麼給你?”這話讓在灶房做飯的母親聽見了,她端著半碗米飯走了出來,說:“石柱,不許這樣說,不到無可奈何,誰願意端個碗討口。我們少吃幾口死不了。”看著母親將手中的米飯倒進那隻破碗,石柱心裏咯噔了一下。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為名,突然向當地的中國駐軍第29軍發動進攻。第29軍奮起抵抗,這就是著名的“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打響了。

就在這一年的九月,褚開運牽著兒子的手走進了祿豐村車站小學。

第一個名字的由來:“親俄親共”

走進學校時,石柱已經九歲了。這個黝黑的山村少年,好奇地打量著這所建在山壁上的學校。學校不大,隻有幾間教室、一個籃球場。不過沾了緊靠車站、交通便利的光,這所學校的生源和師資力量都不同於普通的鄉村小學,可以算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了。石柱的兩個堂哥——褚時俊和褚時仁此時都在這所學校讀書。

褚開運一直沒給兒子取大名,小名石柱一叫就是九年。入學登記的時候,石柱終於有了第一個大名——褚時俄,這是學校老師給取的。按輩分來排,他的爺爺是“發”字輩,父親一輩為“開”字,到了石柱這一輩,名字的中間是“時”字。褚家還有個講究,石柱這一輩的名字最後的一個字必須有個單立人。

老師選的這個“俄”字雖說都符合要求,但念起來有點兒像女人的名字。據說這個取名的老師是個“布爾什維克”,不是有這麼一句話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地處雲南腹地的一所鄉村小學的老師,給新來的學生取了個“親俄親共”的名字。

車站小學不遠處就是祿豐車站。和小學所處的地形相比,車站的地勢更加險要。兩岸高山在這裏變窄,形成了一道峽穀,盤江水在峽穀間呼嘯奔湧,車站就建在江邊斷崖上。滇越鐵路雲南境內沿途設大小車站55個,全部采用法國東南部建築的樣式,紅瓦黃牆的小樓,深長的屋簷、木質的百葉窗、鑄鐵鏤空的花式三腳架、牆上標有“巴黎”字樣的三麵鍾,無一不帶有濃鬱的法國風情。

祿豐站雖隻有三條鐵軌,卻是滇越鐵路上的一個特等站。特等站一般由法國人管理,車站的員工有法國人,也有越南人。六十年後,談到故鄉的這個車站,褚時健說:“我搞企業以後,回想我小時候見過的車站,一個特等站,隻有六七個員工,管理得井井有條。這條鐵路後來一直運營,貨運和客運都很少了,車站的人倒多了,有二三十個。”這一比較,可見法國人當時的管理水平有多高。

一來是上學時年齡大了些,理解力要比別的孩子強,二來是真心喜歡讀書,褚時健上學頭幾年一直是個好學生。他尤其喜歡上國文課,當時的課文大部分是文言文,老師要求白天教過的課文,晚自習時必須背誦,背出書來才能去睡覺,褚時健每天都搶在前頭背完。

時至今日,他仍記得當年背誦過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那個時候不明白意思,隻覺得這文字很美,有種說不出來的味道。”

上學第一年,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獎品:一本書、一支筆。

初小四年,他年年是好學生,成績在班裏名列前茅。

無憂的山村小學時光

車站小學的學生來自附近的村落,學校要求住校,每個星期回家一天。矣則離車站不過五六裏地,都在南盤江一側。當時沒有公路從矣則直達祿豐車站,對孩子們來說,最便捷的路徑就是沿著鐵路走。滇越鐵路是米軌,機車相對準軌火車要小。當蒸汽車頭帶著車廂爬坡的時候,火車的速度會放慢許多。學校地勢在上,矣則在下,正好是火車爬坡的路段,褚時健從不放過扒火車上學的機會。火車來時,他先在鐵道邊準備好,火車一過,緊跑幾步跟上,瞅準機會拉住車尾的把手,縱身躍上去,這樣,火車就把他帶到了學校。這一手別的孩子也會,隻是膽子夠不夠大的問題。褚時健記得自己從來沒有失誤過,有的時候,機車上的工人還搭把手拉他們上車。

放學回村的路,大家隻有乖乖沿鐵路走了,矣則不是站點,又是下坡,火車的速度比上坡快,即使扒車,到時候也下不了車。

褚時健不想走回去,他琢磨出一個新辦法,把衣服包好,頂在額頭上,躺在江水裏,讓江水送自己回家。這一招兒在孩子中可是個創舉,直到現在也沒有人效仿。褚時健對自己的這個辦法十分得意,多年後他說:“這種辦法是我獨有的,別人不行,主要靠水性。盤江到我們這一段,被兩岸的山夾在中心,變得很窄。水流急,聲響都比別處大。江邊有很多大石頭,江心還有暗礁,漂流也是件危險的事情,搞不好人就被撞飛了。不過我不怕,隻要水溫合適,我就用這種辦法。要是沒把握,我也不會這麼做。”可見當年小小年紀的褚時健,已經有著超越年齡的判斷能力,辦事果斷而不魯莽,稱得上是少年老成。

小學的生活艱苦而充滿新鮮感,學生和老師都住在學校,師生之間關係很好。這些在小學教書的先生大都很年輕,除了教語文、數學,他們還要給學生上音樂、美術和體育課。褚時健後來回憶:“老師上課給我們講的東西,教我們唱的歌,其實都是在傳播樸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我們那時候年紀小,還聽不太明白。不過,我覺得老師講得都很有道理。”

一天上課的時候,褚時健和同學們發現他們的班主任老師不見了,一同消失的還有兩位年輕老師。後來才聽說,這幾位老師都是地下黨員。當時,國民政府在祿豐車站設有一個警察分局,局長就是個特務,他已經掌握了車站小學老師的情況。就在他準備對這些潛伏在學校的“共黨分子”下手時,黨組織得到情報,將三位老師連夜轉移了。聽到這個消息,學生們議論紛紛,他們不知道地下黨是幹什麼的,隻是聽說再也見不到和藹可親的老師了,都覺得十分惋惜。

國變:抗戰爆發

山河破碎,戰火彌漫。就在褚時健上小學的這兩個年頭,日軍鐵蹄迅速踐踏了中國的半壁江山,華北、華東、華中、華南都成了日軍占領區。

中國主要的工業區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後落入了日軍手中。此時,偏居一隅的滇越鐵路顯出了它的重要性,國民政府在海外購買的戰略物資和民用物資、國際社會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大量物資都要通過它運入中國。

1940年,日軍侵入越南。為了切斷滇越鐵路這條運輸線,日軍飛機多次轟炸雲南,鐵路沿線不時響起隆隆的爆炸聲。當時,各國援華的大量物資仍積壓在海防港。為了保住這條生命線,中方派搶修隊日夜趕修。國民政府西南運輸處主任宋子良親自坐鎮,督運海防積壓物資。這一年6月,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者懾於日軍強大的軍事力量,答應了日本的要求,宣布禁止中國貨物由滇越鐵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這條生死運輸線的國民政府,此時改變思路,炸斷了兩國交界的河口大橋,滾滾紅河成為阻止日軍沿鐵路線入侵雲南的天然屏障。同時,政府下令,將滇越鐵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軌拆除,移鋪至川滇鐵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與滇緬公路、駝峰航線聯運的另一條運輸大動脈。

國外運輸停了,可國內昆明到個舊的火車還在運營,褚開運的生意和這條鐵路分不開,雖說時不時會遇到日本飛機的轟炸,但為生計所迫,他堅持做著往個舊錫礦運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變:父親被炸傷

十歲出頭的褚時健,課餘時間已經成了父親的幫手。收來的原木是用來做礦坑內的支撐木的,每一根都有長度和粗細的要求,褚時健就管驗收,拿著尺子替父親把關。

這時的褚家,境況大不如前。操勞半輩子的奶奶先走了,爺爺褚發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時受了重傷,拖了兩三年,無可奈何地撒開雙手也走了。二伯褚開科正值壯年,卻一病不起,很快也離開了人世。而褚時健剛剛三歲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小小年紀的褚時健,在短短幾年中經曆了一次又一次親人的離別。

就在這時,更大的變故出現了。1942年夏天,押車運木材的褚開運在個舊附近一個叫巡檢司的小車站,碰上了日本飛機的轟炸。三架日本飛機在鐵路上投下了數發炸彈。褚開運被炸彈的氣浪掀起,嚴重震傷。

褚開運被炸傷時是在個舊,家裏人都沒有他的消息。直到半個月後褚開運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傷。這時她已經懷孕了,丈夫受了傷,孩子們年紀小,想到今後的日子,褚王氏心頭仿佛壓了塊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