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來接褚時健的玉溪卷煙廠員工，動作麻利，一會兒就把褚時健一家人的家當全部裝上車了。其實，這些家當少得可憐：除了一隻大箱子，幾乎就沒什麼了，更別提什麼家具了。在褚時健和馬靜芬的指揮下，工人們把褚時健臨時做的木箱，甚至柴火都搬上了車。這也讓人大惑不解：“褚廠長，這些就不用裝了吧？這種木箱我們那兒多的是。”褚時健隻好告訴他們：“這些東西以後都用得上，可以拿來做家具、做大沙發嘛。”好嘛！這輛載重五噸的大卡車也算裝得滿滿當當了。
戛灑糖廠的職工得知褚時健今天就要離開，自動站成一排，和褚時健握手告別。很多職工眼裏噙著淚，其中一位職工拉著去接褚時健的玉溪卷煙廠員工的手說：“褚廠長是我們的福氣，這下子，你們把我們的福氣也接走了。”
這輛載著褚時健一家三口和滿車柴火的大卡車，經過五個多小時的顛簸後，離開了哀牢山，駛入玉溪。
到達玉溪卷煙廠時，已近日落時分了，抬頭能看到美麗的晚霞，但低頭從車窗看出去，卻是另一番景致：破舊而雜亂的房屋，坑窪不平的路麵，T人們呆滯無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廠區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蕭條景象。
卡車開到一排磚砌平房前停了下來，司機指著其中的一間對褚時健說：“就是這一間。”
這是一間14平方米的房屋，裏麵隻有兩張高低床和一張舊桌子。褚時健一邊樂嗬嗬地往房間搬東西，一邊吩咐褚一斌：“一斌，你和我睡上鋪，你媽和你姐姐睡下鋪。”馬靜芬則充滿了憤怒：“他們在故意收拾我們！”
第二天，玉溪卷煙廠負責分配房屋的人重新給他們分配了一間28平方米的房間，總算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房間了。
話說回來，當時整個玉溪卷煙廠的生活條件都很差。普通員工一間土坯房隔成兩間，兩個人或兩家人住，職工們經常開玩笑說：“這邊的孩子撒尿，就衝在那邊的床上了。”裏麵這家的通道要從外麵這家中間過，拿草席隔著，有時候外麵這家的男人出差了，難免生出很多尷尬事。有幾個住外麵的幹脆把通道給堵死了，裏麵那家隻好從後麵另外挖個門、搭個橋繞出去。房簷上下還有很多雞窩，這些雞窩在褚時健站穩腳跟後，被馬靜芬用棍棒給取消了。
而最奇特的現象是，每個職工上下班都提著一隻瓦罐。褚時健後來得知，這些職工實在窮得買不起保溫水壺，隻能在下班的時候，用瓦罐接一罐熱水帶回家。
褚時健剛就任，就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工人。當他走進一位老工人的家時，發現祖孫三代都擠在一間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裏，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當時全廠有1/3的職工都處於這樣的困難狀態。
“玉煙”印象：政治高亢，情緒低落
雲南煙草種植和生產的曆史並不長，在辛亥革命前後從美國引種進中國。1922年，在唐繼堯的支持下，雲南省第一家卷煙廠——昆明亞細亞卷煙廠建成，生產一種以“999”為牌號的香煙，為了紀念雲南響應辛亥革命而發動的“重九起義”。1949年，將“999”改名為“大重九”。
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傳奇的植物學家蔡希陶從美國引進了革命性的煙葉品種“大金元”，成規模的煙草種植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由於雲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種出的煙葉色澤黃潤、味道醇厚，20世紀30年代，“雲煙”的名聲就傳遍了中國，而玉溪則有了“雲煙之鄉”的美譽。
不過，玉溪卷煙廠的曆史是從1956年玉溪煙葉複烤廠開始的。1959年，國家輕工部進行工業布局調整。從一家名叫“華美”的上海私人卷煙廠調來30台“永進”“新中國”卷煙機到玉溪煙葉複烤廠，一同前來的還有36名上海師傅。為了盡快生產出卷煙，很多工序都是手工進行。它最早生產一種叫“人民公社”的香煙，但似乎不那麼受歡迎，此外還生產了“紅梅”“翡翠”“恭賀新禧”等。後來名滿全中國的“紅塔山”，名字源自“大躍進”時期被人們刷成了紅色的元代古塔，古塔所在的那座小山原本叫白塔山。1959年正值新中國的國慶10周年，為給10周年獻禮，“紅塔山”香煙誕生了，當年生產了80箱。玉溪卷煙廠還精挑細選了一箱“紅塔山”，在上麵寫上“送給毛主席”，托人送往中南海。
褚時健來玉溪卷煙廠前，玉溪卷煙廠的卷煙機器已有68台，但都是國外早已淘汰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產品。
這個煙廠當時的情況是，政治高亢、情緒低落。人們的狀態也是如此，口號叫得很響，但精神萎靡不振。褚時健的記憶是：生產環境很差，機器響、溫度高、煙灰嗆，工人上班渾身汗，下班一身灰。
1969年師範畢業進入玉溪卷煙廠的邱建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從普通的體力工幹起，在褚時健進入玉溪卷煙廠的時候，已經晉升為技術員。那時候，一個車間隻有一個技術員。雖然入廠10年，但是，邱建康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也沒有感受到有什麼改變。反正天天上班、下班、幹活兒，沒有什麼低效率、高效率之說，工人們把那些製好的煙絲入庫，天天就千這個。在他看來，一年又一年，什麼也沒有變，什麼都不會變，好像就隻能是這樣了。
褚時健來到煙廠後，工人和家屬找他說情最多的事情，不是請他安排工作，而是請他手下留情，放他們到其他單位去，其中不乏他的老同學和老領導。他的一位同學找到他，請他同意放他兒子到物資局去，因為他擔心兒子找不到對象。褚時健對這位同學說，要相信煙廠會好起來，但同學哪裏聽得進去，最後，褚時健隻好放人了事。
因為太窮，廠裏有三十多個職工找不著對象，姑娘們都不願意嫁給這裏的職工。像邱建康那樣的技術員，月工資也就28塊，一般職工就更低了。這些沒找到對象的老職工中，還包括後來升任雲南省委書記的普朝柱的侄子。後來，褚時健打聽到，當年國家在西雙版納建橡膠廠，為了解決男女平衡問題，特地從玉溪招了大批女工到西雙版納去。但這些女工不願留在當地，一直不肯結婚。褚時健讓煙廠工會別出心裁地組織了幾次“聯誼會”，並對那些姑娘以各種條件相誘，這些老職工才一個個地解決了婚姻問題。
玉溪卷煙廠在1978年完成的生產指標是27.5萬箱，利潤完成9000多萬元，其中可支配利潤145萬元，“紅梅”占了這27萬多箱的大頭兒，“紅塔山”隻有4000多箱。當時最大的問題是煙賣不出去，退貨嚴重。1979年玉溪卷煙廠的總產量是30萬箱，卻有6萬箱積壓在倉庫裏。玉溪卷煙廠有個電影院，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希望能看看電影，但退回來的煙實在太多了，隻好把電影院也當作倉庫用。
和西方企業的董事長、CEO不同，中國國有企業是由共產黨來領導的，企業決策的核心人員都是共產黨員，並由他們構成“集體領導班子”。褚時健進玉溪卷煙廠時，領導班子共有12名成員，稱為“黨委委員”，加上他一共13名。這13名成員裏，有兩名是老幹部，屬於以前跟共產黨打天下的功臣，另外10人全是“文革”造反派起家的。有趣的是，這10名成員中，長期在玉溪卷煙廠武鬥的兩派——“炮派”和“八派”又備占5名。由於兩派勢均力敵，上邊的領導也知道其中厲害，任命領導時就“一碗水端平”了。
褚時健發現，開黨委會時，無論什麼樣的方案和議題，也無論是正確還是錯誤，至少總有5人支持或反對。很多問題議而難決，有時候開會，從早開到晚，甚至開到深夜，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而且，不僅在領導層中存在著這種情況，下層也一樣彌漫著這種鬥爭氛圍。
“見麵禮”：派係的明爭暗鬥
玉溪卷煙廠給褚時健的“見麵禮”有點兒尷尬。
1980年初，也就是褚時健剛來玉溪卷煙廠不久，雲南省有關部門組織了一次香煙評吸會。這次評吸會由專家對香煙的品質、味道進行現場品吸、評論，再由相關部門根據抽查結果指出存在的問題。評吸會，往往成為糖煙酒公司的訂貨風向標。
“辣！苦！嗆！”這是專家們對“紅梅”煙的一致評價，這些專家不願意多吸一口，就給它定調了。在主持人宣讀抽查“紅梅”過程中發現的問題的時候，台下不時發出哄笑，這些問題包括：一包煙隻有18或19支，而且竟然不是少數，有的一條煙中隻有9包煙……
“紅梅紅梅，先紅後黴。”這句市場對“紅梅”的流行評語，也夾雜在評吸會的哄笑聲中。
因為憑手抓，工人們又都不大用心，差錯率自然高，因而這種一包煙十八九支的情況很正常。而包裝更是糟透了，用來做煙箱的紙又薄又差，人們稱之為“馬糞紙”，很多時候，煙還沒送到零售店就散架了。
褚時健硬著頭皮站起來，請主持人別念了，給他留點兒麵子。“我聽懂了，情況很老火。我們回去整頓，產品質量一定會提高，等專家們下次來的時候，我們的情況一定會好得多。”
褚時健帶著沉重的思索離開，他下決心一定要整頓這家煙廠。而作為整頓工作的第一步，他又恢複了抽煙。二十年前，他被劃為“右派”時，工資從每月90多塊驟降為每月20多塊，為此他不得不戒了煙。現在，他需要用自己的舌頭來幫助他辨別哪些香煙的品質是優良的、令人舒服的，哪些香煙的品質是惡劣的、讓人不快的。
到底是怎麼生產出一包煙隻有十八九支、一條煙隻有9包的？褚時健要求增加抽查頻率，並按比率定下製度，每千包（條）應該有多少必須抽查。
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低級問題，主要是人的責任心問題，他要求各車間根據實際情況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責任製。
褚時健還定下一項製度，發黴的煙葉一律不得進入生產環節，對入廠的煙葉全部進行複烤，包裝重新選紙，設備進行一次徹底的大檢修。
接下來，褚時健決定在玉溪卷煙廠上濾嘴煙。之前昆明煙廠已經開始生產這種看起來挺時髦、賣價不錯的香煙，市場反響非常不錯。工作剛布置下去，濾嘴車間的車間主任就找上來了。原來，不知誰造謠說濾嘴棒的金粉有毒，車間主任調了一個“炮派”的成員到這個崗位，但他死活不去，要求調一個“八派”的去。車間主任隻好來找褚時健。
“他們說怕金粉，不去上班。”
“怕金粉？別的人去也有金粉。他不去你不要強迫他去，月底算工資你按崗位算，他沒到崗位，不要給他算工資。”
褚時健知道玉溪卷煙廠“炮派”的頭子是誰，就是煙廠黨委成員楊副廠長。車間主任走後，褚時健找來楊副廠長直接說：“老楊，招呼好你的弟兄們，你鬧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支持他們鬧，你就沒有好下場。”
如此單刀直入。
威風八麵的“炮派”頭子，從來都是廠長、書記要用甜言蜜語拉攏的對象，哪裏受過這般奇恥大辱。楊副廠長跑到玉溪地委找他們“炮派”的頭頭兒去告狀，控訴褚時健的獨斷專行。沒料到，這個領導聽完後當場翻臉，沒有像以前給他撐腰的樣子，並讓他趕緊乖乖回去上班。楊副廠長灰溜溜地跑回來，隻好對那些“造反派”兄弟說：“不能鬧了，這回來硬的啦，快點兒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