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接手玉溪卷煙廠時，褚時健已年過半百。
麵對卷煙廠資金短缺、技術落後的重重困境，褚時健轉守為攻，平衡各方利益，在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麵層層突破，通過重新改進生產工序、嚴控質量管理、更新經營思路、拓展市場布局，使玉溪卷煙廠迅速扭虧為盈，並帶領它走到了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前端，成為“民族工業的一麵旗幟”，同時，為國家創造稅利991億元。
從“知命”到“古稀”的17年，褚時健遇到了無數難題，也解決了無數難題，創造了屬於他的新的奇跡。
整頓進行了幾個月之後，玉溪卷煙廠的境況有所好轉。1980年，生產並銷售卷煙34.38萬箱，比上年增長了11.87萬箱；稅利實現了1.1844億元，增長了9.14%；利潤也實現了大幅度增長，達到804萬元，增長了280.14%，這可能主要得益於褚時健加強管理之後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煙廠稅利實現了1.5472億元，增幅高達30.63%。
“知天命”之年受命
不搞行政搞企業
去煤礦還是去卷煙廠？
任前摸底、淡條件
初到“玉煙”：破舊而雜亂
“玉煙”印象：政治高亢，情緒低落
“見麵禮”：派係的明爭暗鬥
下馬威：漲薪風波
考試：鍋爐事件
“霸道”名聲的由來
“知天命”之年受命
時光荏苒，日月如梭。
從1958年褚時健被劃為“右派”，到1978年摘除“右派帽子”，二十年時光過去了。
1978年，在中國曆史上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第三十個年頭。這一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等革命老將重登政治舞台。在這次會議上，特別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決策。
1928年出生的褚時健，此時已經年過半百，到了孔子所說的“知天命”之年。然而，褚時健似乎還不願意“知天命”，不願意接受命運的安排。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被安排到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習，並得到了關於這次全會精神的文件傳達。褚時健久久盯著這份紅頭文件上的白紙黑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份紅頭文件給他帶來了久違的興奮，他想奔跑，想大聲喊：“隻要這個國家還要搞經濟建設，我們這些人就大有作為。”
不搞行政搞企業
在黨校學習期間，玉溪地區主管幹部工作的副書記白水魚找褚時健談話。二十年前，白是褚時健在玉溪行署工作時的老同事，他們都很了解對方。白提出讓褚時健重回地委工作，從地委組織部部長幹起——這是褚時健被劃為“右派”前的老職務。
此時，褚時健已經厭倦了機關工作，對黨政機關的明爭暗鬥絲毫沒有興趣，因為，他在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中找到了樂趣。
褚時健一口回絕了白水魚：“我不願再搞行政了，傷心了。當年，就是在行政職位上惹的禍。我幹了十幾年企業，已經上路了，您還是讓我繼續搞企業吧。”
此時，褚時健帶領下的戛灑糖廠，正準備上一條新的白糖生產線，機器調試已在進行中。
沒幾天，新的“說客”又來了。這個說客，正是玉溪地區一把手、地委書記胡良恕。
胡告訴褚時健：“組織部門研究過你的檔案，認為你比較懂經濟，而能抓好一個地區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非常缺乏，你過來，先做副專員，分管經濟，我們做搭檔，把玉溪的經濟搞上去。”
隻要研究過褚時健的檔案，都清楚褚時健這二十年的“右派”經曆：從紅光農場到堵嶺畜牧場、曼蚌糖廠，再到戛灑糖廠，他一路待過的企業，之前總是很差，破破爛爛，但交給褚時健帶路之後，這些企業都大有改觀。
“胡書記，您可別弄反了。”褚時健笑嗬嗬地說，“如果沒有幾個效益好的企業，地區的財政收入上不去，那麼，再能幹的書記、專員，日子也難過，也不好當；反過來，一個地區有幾個好的企業，每年有幾百萬、幾千萬的稅利，地區財政上去了，地委、行署的日子也就好過了。我幹了將近二十年的企業，對此還是有譜氣的，如果您讓我去千企業，肯定能幹好。”
“有道理呀！”聽完褚時健的話，胡良恕像發現什麼新事物一樣興奮地看著褚時健。之前，從沒有人跟他說過這樣的話。胡良恕答複，他會在常委會上研究褚時健的意見。
實際上，上級部門想調褚時健到政府工作的念頭，一直持續到1981年。這時候，褚時健已經在玉溪卷煙廠站穩了腳跟。
新到任的玉溪地委書記李孟北也找到褚時健。李孟北算是雲南幹部中文化水平很高的，思路也很開闊，據說他從《雲南日報》總編輯調任玉溪地委書記，是準備再往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過渡一下，然後接任雲南省委書記。越級提拔幹部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常有的事，因為十年“文革”造成建設方麵領導幹部短缺。李孟北對褚時健說：“現在我們整個省的工業都困難，聽說你對這方麵還有一點兒譜氣，要不，你來當管工業的副專員？”
褚時健還是那句話：“您別讓我搞那個，我不會搞，做機關的事不是我的長項。你們要想把地方財政搞上去，我可以幫你們把煙廠搞上去，搞上去你們日子就好過了。讓我去做副專員，您不如把我放在煙廠，讓我搞下去吧。”
“我倒沒有想到這些，好的好的，不動了，你就在這兒。”李孟北還比較容易聽取意見。
直到那時，領導們想讓褚時健從政的念頭才算平息。李孟北後來履職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書記、候任雲南省委書記期間，不幸患癌症撒手人寰。
去煤礦還是去卷煙廠？
玉溪地委領導終於被褚時健說服了，讓他繼續在企業工作，但肯定不再是戛灑糖廠了。在褚時健的領導下，即使是在“文革”期間，戛灑糖廠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職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而一條新上的白糖生產線也即將竣工。
地委領導的意見是，調褚時健到玉溪卷煙廠任廠長，這家煙廠是當時玉溪規模最大、效益也較好的企業。但褚時健回絕了。
褚時健有顧慮：“文革”時期，玉溪卷煙廠是全玉溪武鬥最厲害的地方，“文革”期間雲南的兩個派係——“炮派”和“八派”，鬥爭非常厲害。“文革”結束後，兩派的鬥爭仍未結束。
不去玉溪卷煙廠，他還有一個選擇：去玉溪另一家大型企業——位於玉溪峨山的塔甸煤礦當黨委書記。這比較符合他的胃口。
說去就去。地委領導找褚時健談過之後，他就來到塔甸煤礦做“任前考察”了，考察這裏的地形地貌、自然條件，觀察礦工的生活。他看到這裏的礦工沒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滿意的地方：這裏山大，山林多，台旨滿足他打獵的愛好，秋天還可以拾點兒菌子，四野都是鮮花。褚時健想，老婆孩子肯定會像他一樣高興。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這些礦工的生活條件，他發現煤礦後麵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還很清澈。褚時健腦海中馬上浮現出計劃：無論如何都要克服困難從這裏取水，讓每個礦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個澡。他還想買幾輛大客車，周末接送礦工到玉溪和家人團聚。
令褚時健沒想到的是，這個時候“後院起火”了。妻子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群死活不肯再進大山溝。
馬靜芬說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兒跟你在大山溝已經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裏，你又要把我們母女倆帶到山溝溝裏去。要去，你一個人去！”
麵對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時健也不好堅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輛大卡車，連哄帶騙地把馬靜芬和女兒騙上了車，讓她們去看看礦山環境，或許能夠改變她們的想法。但馬靜芬和女兒到了那裏，看到滿臉煤灰的礦工都一臉愁苦地上下班，大風揚起的漫天灰塵中，家屬們在供水站前排隊取水，孩子們在髒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強待了一個晚上後，妻子和女兒堅決不肯再住一個晚上。
但褚時健還是向她們大力“推銷”自己的未來規劃，哪裏要建一條柏油路，哪裏要蓋一座電影院。妻女哪裏聽得進去：“你就是把這裏建成天堂，我們也不來。”
糾結了一整晚，褚時健不再堅持原來的想法，他決定去玉溪卷煙廠，用他的話說：“一家人有兩個人拗著（不同意）也別扭。”
任前摸底、談條件
決定履新玉溪卷煙廠，褚時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這家玉溪最大的企業的底。情況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對褚時健而言，這家國有企業最讓他頭疼的，既不是它的生產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質能否改進，而是“文革”遺留下來的派性鬥爭，以及圍繞著派性形成的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這種派性鬥爭，並不僅僅局限於玉溪卷煙廠內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時健知道，要在內部卡住這些鬥爭，就要掐斷權力上層的支持。上任前幾天，褚時健專門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書記胡良恕。
褚時健開門見山地說：“胡書記，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卷煙廠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胡良恕問，“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條件都行。”
褚時健給胡良恕分析了玉溪卷煙廠遺留下來的派性鬥爭對生產的不良影響，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像我這種情況，一個人從外麵來到玉溪卷煙廠，心裏最害怕的，就是玉溪卷煙廠兩派都很有勢力，如果這兩派鬧起來，我就沒有辦法了。希望諸位地委領導不要支持造反派。有什麼事情領導們叫我來說，我不對，領導們可以批評我。但如果領導們支持造反派，我的工作沒法兒做。”
胡良恕哈哈大笑：“我還以為是多大的條件呢，好！”
褚時健接著說：“給我一年半載的時間，等我站穩腳跟後，自己就能應付了。在此期間，凡上訪、告狀、請願、鬧事的，請領導們一律駁回，由我處理。”
胡良恕隨後召集地委領導開會，並把這一條件達成共識，還做了會議紀要。這一支持，為褚時健在玉溪卷煙廠掃除了第一個大大的障礙。
初到“玉煙”：破舊而雜亂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時健舉家遷往玉溪。這一天，玉溪卷煙廠派了三名員工，開著一輛載重五噸的大卡車來接他們。
從1958年褚時健被劃為“右派”離開玉溪，到今天重回玉溪，整整21年。21年中，褚時健差點兒因瘧疾喪命，也差點兒命葬紅河，還有可能被鬥死，或因營養不良而死，就像他堂哥褚時俊那樣。但他一路走過來，從紅光農場、新平縣畜牧場、堵嶺農場，到曼蚌糖廠，再到戛灑糖廠。褚時健以“流放右派”的身份，在如此狹小的空間裏生存，促使這些地方一個接一個變好，奇跡一個接一個發生。
此時，女兒褚映群已經在恢複高考後考上大學，到昆明讀書去了，尚在身邊上學的兒子褚一斌也已經1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