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索壩工程建成後，這裏將出現兩條世界上最大的製絲生產線，每小時生產24噸；這裏將會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卷煙機，每分鍾生產600包；這裏將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自動封箱係統：這裏還將會有采用計算機控製的物流自動線、高架自動倉庫，實現從煙葉進廠到裝箱入庫的全線自動化……
邁出國門：更強的國際化動力
廠長與書記：無可避免的權力之爭
分拆引進，必須一流
朱鎔基幫大忙：協調外彙額度
受到隆重接待的國際大買家
關索壩為證
邁出國門：更強的國際化動力
從1985年開始創彙的時候，褚時健就下了邁出國門的決心，而設備和原料革命的成功加速了這個進程。褚時健深知，要成為一個跨國公司，就必須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他發現，在國際上生存是保持競爭力的一種方式。在雲南省創彙分成製度出台後，玉溪卷煙廠有了更強的國際化動力。
1992年以前，他們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來創彙：一是國內旅遊市場，像友誼商店之類的地方；二是通過香港轉口貿易把產品賣到東南亞等國家。到1991年，他們的創彙額已經超過三億美元。
“紅塔山”聲譽曰隆之際，褚時健決定真正走出國門了——在海外設立生產基地。他們考察了幾個國家和地區，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到馬來西亞、中國香港等地，最後選擇在新加坡設立一個生產分部。
1991年9月，在代理玉溪卷煙廠海外市場的印尼華人熊德龍的推動下，由玉溪卷煙廠、英美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中國台灣中華煙草國際有限公司組成了產供銷一體的跨國公司。實際上，三家公司是一種鬆散的合作關係：由玉溪卷煙廠提供“紅塔山”的原料和技術，英美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負責生產加工，熊德龍的中華煙草國際有限公司負責在世界各地推銷。
這是一種在國際貿易體係中流行的來料加工和品牌代理的合作模式，英美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每加工一箱“紅塔山”就能得到75美元。第一年，他們生產了5萬箱“紅塔山”，銷往美國、中美洲和南亞，而從中國香港的轉口貿易則主要走向東南亞市場。1992年，合作的第一年，這項合作就為玉溪卷煙廠帶來了3000萬美元的淨利潤，當年他們的創彙總額達1.2億美元。此後幾年，海外市場的銷售逐步增長，到1995年，創彙額達到了1.8億美元，按當時的外彙調劑價計算，差不多是18億元人民幣。有了這筆外彙收入，玉溪卷煙廠可以把錢放在新加坡，需要使用的時候就方便多了。
褚時健解釋了為什麼沒有像菲利普·莫裏斯之類的世界煙草巨頭那樣商接到國外辦廠，主要原因是，國家規定向海外投資不得超過100萬美元，如果超過則需要得到對外經貿部的批準。和這些部門多年打交道的經驗告訴褚時健，拿到批文太麻煩，難度太大，因而他選擇了一種新的“出海”戰略。他認為，這樣做的好處是，不需要招工和管理，不用投一分錢，隻派三個人過去，每星期結算和收款就行了。
隨著時間的推進，玉溪卷煙廠的國際化戰略越走越快，他們通過讚助國際知名體育賽事的方式來擴大“紅塔山”在北美的影響力，並發展了越來越多的專賣店加盟其間。到90年代中期，“紅塔山”在美國市場上每年的銷量已超過3萬箱。
廠長與書記：無可避免的權力之爭
即使在事業處於頂峰的時候，褚時健依然覺得，國有企業的權力之爭是讓他無比苦惱的事情，那也是褚時健踏進玉溪卷煙廠最早遇到的棘手問題之一。
廠長和書記的權力之爭幾乎是國有企業“書記一廠長”雙頭領導結構下不可避免的事情，盡管褚時健不喜歡權力之爭，但他也無可避免要卷入其中。
在他早期的搭檔林某某走後，玉溪地區的老專員和他搭檔，過了一段相安無事的日子，到1986年“三合一”體製建立之後，褚時健集黨委書記、廠長、專賣局局長、煙草公司經理四職於一身，這個時候沒有權力之爭的問題。
但是沒過多久，一個問題出現了，褚時健的工作越來越緊張，每周還要花大量精力來處理黨務文件，這讓他痛苦不堪。他確實沒有時間做這些了，覺得需要單獨設置一個黨委書記來處理黨務問題。這個時候，他的中學同學來找他，說她丈夫在玉溪行署擔任副專員，由於表現不佳剛剛被降職了，她希望褚時健能夠幫忙把他調到玉溪卷煙廠擔任黨委書記。
褚時健回憶：“她說大家排擠他，讓我幫幫忙。我這個人有些時候腦子也不太會轉彎，就直接答應了。我去向省裏麵的有關部門彙報，找了省委組織部、省煙草公司，談好了，任命他做黨委書記。誰知隔了三年，他又‘胡來’了。”
所謂“胡來”，其實是那位黨委書記看著褚時健已到退休年齡（其實旱過了），就在一個與省長和誌強關係很好的記者的帶領下，到省長那裏去“活動”去了。他告訴省長，褚時健選擇了喬發科做接班人，而喬發科並不適合，他覺得自己才是適合繼任廠長的人。其實，這時褚時健壓根兒就沒有決定選誰做接班人。
消息在第二天傳到了褚時健這裏，據他回憶說：“我跟他說，你想當廠長，你就正兒八經地競爭去。”
在並不清楚和誌強的意思的情況下，他采取了以退為進的辦法，向省裏寫了個申請，陳述自己的年齡已超過60歲，而廠黨委書記也在四處活動想當廠長，就由他來當吧。
和誌強發現這個事情鬧大之後，他來找褚時健談話了，褚時健告訴他：“他這個黨委書記照這樣下去，玉溪卷煙廠的障礙會很多，我隨你們選，我不打算幹了。”
作為省長的和誌強當然擔心褚時健的離任會影響到雲南經濟的發展，他讓褚時健等他做完這一屆省長再說。
而原廠黨委書記則在隨後的玉溪卷煙廠黨委書記選舉中，以隻得到一票而落選了，他不得不去擔任一名調研員。
褚時健說：“不了解情況的人說，老褚霸道，兩個黨委書記都被他攆了。我說我不是為我，凡是玉溪卷煙廠的發展障礙，都得排除。”
之後的日子，褚時健不得不再次同時擔任黨委書記。
一個工廠到底誰是第一負責人？中國的國有企業一直都不明確，而是給出了一個模糊的表述——黨委書記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到底最後誰來負責，褚時健一真很迷惑。一次，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褚時健甚至說，黨委書記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其特點是在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下，少數服從多數。這樣，如果廠長的意見是對的卻處於少數的地位，就隻能服從多數然而卻是錯誤的決定，如以後發生了問題，廠長也可以不負完全責任，甚至可以推卸掉責任。這樣顯然對企業的發展不利。
對於黨委的集體領導，褚時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如果都是大家說了算，等於誰說了都不算，企業會處於無人負責的狀態，這種狀態常常表現為集體負責，其實誰也不負責任，出了問題國家要追究責任，連該打誰的屁股都找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