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溪卷煙廠的調查，據說一開始就碰到了前麵何小平說的那個情況，褚時健沒在廠裏等待，而是去看他的“第一車間”煙田了。接下來的談話大概涉及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給貴州的煙，二是領導幹部子女要煙的情況。閻建宏案涉及的煙是玉溪卷煙廠的，但這件事情是省裏交辦的，可以說清楚。關於領導幹部的子女以煙謀私的問題，褚時健回答：“是有人來過，但我和他們說過，你們要為你們的父親想想，不要給他們找麻煩。如果自己要抽，可以批點兒次品煙給你們，沒有大批量從廠裏拿煙的事情。”
當時從北京到雲南，各個級別的領導幹部子女到玉溪要煙的情況不少，但得到大批量香煙指標的很少。一些上麵交代的不得不給安排的煙，也都要批條，由銷售部門負責，調查工作在這裏耗時也最長。
調查在繼續，1995年，馬軍在煙廠駐昆明辦事處見到了褚時健，當時褚映群也在場。褚時健征求他的意見，說國家煙草專賣局安排他到歐洲考察，合不合適去？馬軍明確表示，現在這種情況下，最好不要出國。
1995年5月，河南省三門峽市林正誌等人投機倒把案東窗事發，之後馬靜芬的妹妹馬靜芳、弟弟馬建華等人被河南省洛陽市公安部門收審。8月15日，褚映群被河南有關方麵從其珠海的家中帶走。9月，馬靜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收審。
曆史的玩笑
曆史總會在同一個時間節點上開玩笑。也是9月，褚時健人生中另一個重要身份確立了。9月，紅塔集團成立，褚時健不再擔任玉溪卷煙廠的廠長，他的身份變為雲南紅塔集團和玉溪紅塔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
公司成立儀式上，董事長褚時健發言，他說：“建立企業集團，是雲南‘兩煙’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煙草行業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們成立雲南紅塔集團的目的和宗旨也正在於：通過資產連接紐帶，發揮集團群體優勢，優化產業組織結構，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形成多元化、跨行業、跨地區經營，實現規模經濟，提高企業的整體經濟效益；進而為國家財政增收，為地方經濟發展，做出我們雲南煙草行業應有的貢獻。”
對於董事長這個新角色，褚時健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按現在的企業製度來運行，可以說，總裁管今天，董事長管明天。董事長必須考慮企業的長遠戰略，為企業發展安排好明年、後年、大後年的工作。這個企業的長遠戰略由你來定，這就要求戰略決策上不能出現差錯。”用他的話說，玉煙（玉溪卷煙廠）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爬出泥潭、甩開包袱，第二階段是技術改造。現在資金有了，軟件和硬件設備都到位了，還擁有一支技術過硬的隊伍，玉煙已到了第三個發展階段。
當時的外部環境如何呢？隨著中國“複關”進入白熱化階段，中國卷煙業麵臨著巨大的衝擊。在中外卷煙業對抗的百年曆史中，外國卷煙企業從未忽視過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1902年，美國在中國設立的英美煙草公司，曾創下年產量112萬箱的紀錄，占據了絕大部分中國市場。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國關稅政策的保護下，中國卷煙工業得以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抵製了洋煙的進攻。在新一輪角逐中，玉溪卷煙廠成了外國煙草公司在亞洲的主攻對手。用《玉煙報》記者的話說：這是一場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維護中國民族卷煙工業的生存戰和空間爭奪戰。
玉煙的優勢還有多少？褚時健比任何人都清楚：現有的機器設備是國際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與世界一流水平有很大差距。現有的廠房處於地震帶上，已開始出現裂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褚時健和玉煙領導班子才提出了自籌資金，在廠區附近另建一個現代化新廠，使玉煙的技術水平、生產能力再上一個台階，成為世界最大的卷煙生產企業的構想。
關索壩到底會是什麼樣呢？這是我每次麵對那個大工地時都在想的問題。
4000多人的建築隊伍在工地上苦戰，十四冶建設集團集中了全部的重型機械。這場土方量300萬立方米、建築麵積24萬平方米的攻堅戰，原定1998年完成，後改為1997年、1996年，因此，我每次見到它的麵貌都不相同。
褚時健有個一貫作風：下基層。他的這個“下”，不是走馬觀花，不是蜻蜒點水，而是一紮到底。抓煙葉生產，他一個縣、一個鄉地看煙田；抓生產質量，他一個車間、一個環節地找問題。而現在，他的新目標就是跑關索壩。他的司機張啟學說，就這一兩年時間，記不清他跑了多少遍工地了。就連晚上散步，他也要到關索壩走走。
孤獨的先行者
一切似乎都和過去一樣，可人們看褚時健的目光裏多了許多內容。我相信大多數人的心理是一樣的：“廠長，你可不能趴下，這個企業需要你，雲南煙草離不開你。”
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褚時健就在這樣的目光下生活著。他還是那樣忙碌，那樣風風火火，他的辦公室外，仍有靜靜等待他接見的各種各樣的人。見到他時，他的褲腳上總沾著關索壩工地的紅泥。和他不親近的人，也許根本看不出他的變化。可熟悉他的人，卻發現他的確和以前有些不同，他的目光中多了憂慮，他的額頭上新添了皺紋。
他喜歡回家，到了家裏可以放下一切掩飾，麵對真實的自己。可他又怕回家，家裏除了來照顧他們老兩口的親戚老三，再沒有其他人了。當時廠裏安排跟隨他的丁學峰和張啟學，這一年間幾乎變成了他的家庭成員。沒有了談話的對象，褚時健的話變得很少。吃完飯，他一個人回到樓上的房間，成了一位孤獨的老人。
這段時間裏，他約見過法律界的有關人士，想知道女兒和妻子的事情到底會怎麼處理，希望老伴在那裏能有個好一點兒的生活環境。同時，他也不可避免地要麵對針對自己的種種調查。
也許隻有工作、煙廠、煙田和建設中的關索壩，才是他這段時間的精神支柱。
他在這項工程上傾注了大量心血。因為他的目標不是隻求一時一己的榮耀，而是要趕在有優勢、有能力的時候把裝備搞到世界一流，保證雲南煙草工業的持續輝煌。褚時健似乎永遠是一個先行者，他愛在沒有路的地方踏出第一串腳印。先行者往往是孤獨的，他必須承受各種各樣的壓力和上上下下的不理解，這好像也成了一條規律。為此，文學家感慨：“在時代風雲中那些高瞻遠矚的豪傑，因其目標的高遠，似乎很難看到自己構想的事業完成……”
關索壩是褚時健用心構想的一幅圖畫，他有幸看到自己的構想變成了現實。對於他個人而言，這種實現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利益。特別是在接受審查的情況下，這種努力前行，似乎有了一種悲壯的色彩。褚時健當時告訴我們：“如果隻想個人，老早就不該幹了。說來說去，當了這麼多年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為這個國家和民族多做點兒事情。”
殤慟
1995年12月1日。記住這一天是因為它與一個夢有關。
夜最深時，我在夢中見到了褚映群。她梳了兩條辮子，來和我告別。因為這兩條辮子，且頭發擋住了臉，我沒有認出她來，問了句：“你是誰？”她告訴我：“我是映群，希望你以後常去看看我的老爸老媽。”
我嚇出一身冷汗，從夢中驚醒過來，心跳快得半天不能平複。我是個唯物主義者，但做的夢多次在現實中應驗，所以這個夢讓我心裏很是不安。巧的是頭天恰恰與馬軍有約，第二天要到玉溪見廠長，途中，我忍不住講了我的夢。
在廠裏，我正在辦公室和接待科的王道平說話，看見褚時健從辦公室出來。我拿著為《中華兒女》雜誌準備的采訪提綱，迎了出去。他看了看我，拿著那張采訪提綱進了洗手間。
王道平說：“你看，廠長看到你才笑了。”
我問她：“廠長笑了嗎，我怎麼沒看出來？倒覺得他的表情和往日有些不同呢。”
這時，我們看見褚時健匆匆出來，上了電梯。我發現，他手上沒有拿我剛剛給他的采訪提綱。我走進洗手間，隻見那張紙被放在洗手台上。
我問王道平：“出什麼事了嗎？廠長有些不對頭。”她回答：“沒有啊，剛才不是好好的嗎？”
我在心裏對自己說，不對，一定有什麼事。我徑直走進了何小平的辦公室，麵對我的追問，何小平說：“是出事了，出大事了。中紀委剛找廠長談過話，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因為晚上要住在玉溪卷煙廠的小賓館，我下午去見了玉溪的朋友。吃完晚飯，接到馬軍的電話，讓我立刻趕回小賓館，廠長在等我們。
暮色中，馬軍和副廠長姚慶豔站在小賓館的大堂裏等著我，神情嚴肅。我問：“廠長呢？”姚慶豔告訴我：“他剛剛走，讓我來送你們。”我問馬軍：“今晚就走？不是說好了明天還有事嗎？”馬軍說：“情況有變，咱們今晚就走。廠長剛才問我和誰一起來，我說和你，他說讓你也走，這樣他就放心些。”
我們在夜色中離開了廠賓館，姚慶豔一言不發，沉默地看著我們離開。走到昆玉高速的入口，馬軍說了句：“褚映群不在了。”“什麼？”好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一般，我猛地靠在了座椅上。“她在看守所自殺了。”直到馬軍追加了這一句，我才意識到自己聽到的是真實的消息。我全身發冷，聲音顫抖著對馬軍說：“可以停車嗎？我想哭。”
馬軍幾乎是靜靜地看著我流淚，看著我發抖。在此後的路途中，我一遍遍地想著頭天的夢境，心裏充滿了傷痛。褚映群從兒童時期便和父母一起經曆種種苦難，她是一個內心沉穩、頗有定力的女人。她不光有父母，還有一個剛剛十歲出頭的女兒呀，為人女為人母，人到中年，是什麼讓她選擇這樣慘烈地結束生命？我終於想到了她的父親褚時健，他今天經曆了一個父親最大的打擊。記得在1991年采訪的時候，他對我談起過女兒，說不管生活條件如何差，映群都是個肯看書、愛學習的女孩。家務活兒她從小就做，但從來不影響她的學習成績。1977年恢複高考，她當年就考卜了昆明師範大學，讓做父親的他感到十分欣慰。褚時健當時的神情，此刻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不由得長長歎息。
褚映群的後事
多年以後，在褚時健的客廳裏，他第一次對我談起他當時的感受。
“映群出事的時候我在令狐安家，專案組領導給令狐安打來電話，說出事了，褚映群在河南自殺了。令狐安當時就告訴了我。那天，我實在控製不住情緒，哭了。”
對於那天夜裏發生的事情，馬軍這樣說：“當時褚時健在小賓館見的我。他的第一句話是：‘我對不起姑娘，她早就讓我退休了，別千了。現在映群自殺了。’說這話時，廠長的眼淚大滴大滴地流了下來。原先我隻是紅塔集團的法律顧問，就從那時起，我接受了褚時健的請求，成了代表他辦理褚映群事件的委托代理人。”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一早，馬軍見到了省委副書記令狐安，令狐安說想不到會出這樣的事情，想起來就覺得很心疼。他告訴馬軍，這次到河南去的三個人，省公安廳的黃總隊長代表雲南政法係統，姚慶豔代表紅塔集團，馬軍代表褚時健的家人，後事如何處理由馬軍決定。
聽了這話，馬軍感到責任重大，他馬上和煙廠聯係，辦理了全權代理委托書。他們三人在機場會麵，然後直飛河南鄭州。下了飛機，他們見到河南方麵的三輛警車已經在機場等候，他們三人一人上了一輛車，連夜趕到洛陽。馬軍記得當時入住的是市委招待所。三人是分開住宿的，房間也不挨著，中間插有當地警方的人。
第二天開會，中紀委的人，河南省公安廳、檢察院，洛陽市公安局、檢察院、看守所有關領導都到會了，會上通報了情況：褚映群被收審後，經審查沒有太大問題，正準備報請解除隔離審查時，發生了這種事，很可惜。（原諒我在文章中略去了事件的詳細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