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輝煌的時刻，褚時健折翼滇南，從“煙王”的神壇上跌落。
2001年，身患多重疾病的他保外就醫，重回哀牢山，籌措資金改造山地、架管引水、修建公路，種起了橙子。十年後，一種名為“褚橙”的水果風靡全國，它被稱為“雲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稱為“中國最勵誌的橙子”。
對於昔日種種，褚時健不願再提起。於是，共同經曆了諸多事件的“我”——作者先燕雲，將以第一人稱的角度，為讀者更客觀地呈現這段旁人無從知曉的曆史，講述昔日“煙王”、今日“橙王”——86歲的褚時健殘酷的自我修複和重塑。
褚映群說：“其實老爸也該退了，你說他是太陽般的漢子，說得好。不過光環大了，人會變成神的，太陽烤多了，人也會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驚，不由得仔細看了看她那張和父親母親都有些相像的臉，我從那上麵看到了一種憂慮。
應該說，風將起之時，褚映群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風的翼尖。
選擇性地資助文化產業
捕捉風的翼尖
最後一次見褚映群
風起之時
曆史的玩笑
孤獨的先行者
殤慟
褚映群的後事
一起走過的日子
夙願完成
小事點點
選擇性地資助文化產業
1993年春天，因為要做茶馬古道的拍攝和采訪，我和朋友們拜見了很多企業家，尋求資金幫助。寒暄聊天、吃飯喝酒之後，得到的回答大致一樣：“什麼是茶馬古道？現在誰關心什麼古道，你們搞這個有什麼意思？”可當時香港知名攝影家高誌強先生已經得到了愛克發公司提供的反轉片讚助，隻等出發，我們騎虎難下。
大眼瞪小眼之後，我下了決心：“走，到玉溪。”
我後來在《尋找茶馬古道》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到玉溪，也就是到玉溪卷煙廠的縮語，這個改革開放以來聲名鵲起的企業，短短十多年間躍升為全國數一數二的稅利大戶。於是乎，求助幹企業的人和事可謂應接不暇。以我做人的原則，雖說幾年前就與廠長褚時健認識，但從未開口請求過什麼。這一次，為了那務藏在深山無人識的古道，我終於逼迫自己開口了。五萬元，對玉溪卷煙廠是小數，對我們，對那條我們將要尋求的古道，卻是一筆必不可少的投入。”
有了這筆錢，我們從普洱茶的原產地西雙版納出發，一直走到了西藏。《尋找茶馬古道》一書1994年由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和雲南《女性大世界》雜誌聯合編輯出版後，在香港、內地出過多個版本，在台灣還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版。幾年之後，普洱茶大賣特賣，就連思茅市也改名為普洱市，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發財出名。我們這些當年的探尋者，卻記著最初為古道投資而不計回報的企業家褚時健。
當時的玉溪卷煙廠為許多文化項目提供過讚助，比如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央視春晚，還有和中國作協聯合組織的“紅塔山筆會”等，這些項目的審批，都和褚時健有關。
褚時健是一個喜歡看書的人，除了技術類、經濟類、管理類，他還愛看傳記類和小說類的書。用他的話說：“不看書精神不充實。”一天有那麼多的事情，但隻要有時間，他總要抽出一兩個小時來看書。不過他的時間太有限，隻能看自己感興趣的書，他稱之為“好書”。
1991年他接受采訪時說：“不看好書的人不會做人，這個結論是我自己得出來的。作家蔣子龍寫的《喬廠長上任記》，我看了兩三遍，當時的企業家都遇到過他寫的那些問題。我說這位老兄肯定在企業幹過，問題都寫得很清楚。當然還有好的報告文學，比如王蒙等人寫的東西，完全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有很多道理在裏麵，讀了讓人受益。”
“一個人，隻要不滿足現狀，就需要學習，你滿足了或者消沉了，就不會去學習了。”
把自己多年的苦難經曆變成一次次學習的機會，這是褚時健和別人不同的地方。
正因為褚時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當時的玉溪卷煙廠對文化項目的投資才有了自己的品格：即不為低俗的純商業的產品或活動提供讚助。
時隔一年，我因為要做一個名為“紅軍後代與紅軍戰士跨越時空的對話”的課題，再次來到玉溪。在老廠區那間並不豪華的辦公室裏，他認真聽了我的計劃，頗為感慨地說：“小先，別人現在都忙著做生意、賺錢，你卻想搞這樣的選題，為後代留一點兒真實的記錄，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不過，你這個項目能不能被批準，你要有思想準備。”
我告訴他，關於紅軍長征的紀錄片，必須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批準，我正在努力。他答應說，隻要上麵批了這個項目，玉溪卷煙廠就可以給經費支持。
捕捉風的翼尖
那天談話後，褚時健邀請我們去看一看關索壩。那時，它是一個長1.3千米、寬500多米的小山溝，上麵綠蔭蔽日，和周圍的群山連成一體，與紅塔山遙遙相對。它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山上破舊的關索廟。相傳諸葛亮南征時，關羽之子關索曾在此屯兵。後人便修起小廟，奉他為一方神明。
褚時健以一種異常自豪的口氣對我們說：“你們最後看一看這個山頭，以後，這個山就沒有了，由我們自籌資金建設的一個國際一流水平的新廠區將在這裏落戶。”
1994年5月26日，關索壩工程打下第一根樁。這是玉溪卷煙廠，也是20世紀末中國煙草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改造工程。
就在這一年，我到廠裏采訪玉溪卷煙廠的職工生活，趕上了馬靜芬和煙廠綠化科為中國插花藝術展準備的插花作品預展。在展廳裏，褚映群把我叫到馬靜芬身邊，讓廠裏的攝影師郭建林為我們仨人照了一張合影。我當時覺得她的舉動有些刻意，悄悄問她為什麼，她笑笑說：“我老爸寫什麼都說要你寫，我告訴他，人家是作家，是寫文學作品的，不是寫你們廠的那些報告的。”我也笑了：“你算說對了，寫應用文，我恐怕是小學生水平。”
褚映群說：“老爸上《東方之子》了，你看了嗎？”
我說：“看了呀，溫迪雅采訪的。”
“你知不知道，有人提出也可以讓老媽上《東方之子》？”說到這兒，她的神情有些變了，“我對老媽說，爸爸上《東方之子》，那是實至名歸，他為國家做了那麼大的貢獻，是‘全國勞動模範’，是‘五一勞動獎章’的獲得者。人家要拍他，合理。而你就不同了，我覺得你應該躲到老爸的光環後麵，平靜地工作和生活，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和褚映群第一次單獨談話，她讓我刮目相看。一直以來，褚映群都被人稱為“煙草公主”，她去外地，總有不少入圍著她，到北京時，聽說去機場接她的車就有好幾輛。我很擔心她因此飄飄然，真把這些當成了理所當然。此時她的這番話，倒讓我釋然了。
我點了點頭，表示對她的認同。她說：“其實老爸也該退了，你說他是太陽般的漢子，說得好。不過光環大了，人會變成神的，太陽烤多了，人也會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驚，不由得仔細看了看她那張和父親母親都有些桕像的臉，我從那上麵看到了一種憂慮。
應該說，風將起之時，褚映群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風的翼尖。
我要搞的“紅軍後代與紅軍戰士跨越時空的對話”這個項目，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才得到批準。
最後一次見褚映群
1995年年初，等我再到玉溪時，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褚時健麵帶難色地說：“早半年搞都可以，現在有問題了，中紀委來廠裏搞審查，這些讚助可能搞不了了。”
“中紀委？”我心裏咯噔一下。之後，我到廠辦公室，見到了辦公室主任何小平。
何小平是個老知青，當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高中生。自1969年到雲南後，她將自己最好的年華都奉獻給了這片土地。從師範學校的教務主任到煙廠的辦公室主任，她和人們印象中那些精明強千、八麗玲瓏的辦公室主任不太一樣，是個率真可親、辦事很有分寸的大姐。
從她那裏我聽說，國家審計部門已經入駐廠裏，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查賬。她還說了一件事情，中紀委的有關領導要找褚時健談話，事先電話通知了廠辦公室，但辦公室一時疏忽，沒有及時通知廠長，他按自己原來的安排去了通海看煙田，這讓北京來的領導十分不爽。雖說廠長知道後及時趕了回來，但談話時這位領導的言語間已經頗有些不客氣。
事情聽了也就過了，說實話，何小平和我都沒太放在心上。改革開放初期那批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的企業家，後來大多“中槍”倒下了，這裏麵有著複雜的社會因素、政策因素和企業家個人的因素。按照經濟學家的觀點，這段時期舊的管理模式已經鬆動，而新的模式還沒有形成，企業家作為這個時代的代表，和企業之間存在著利益劃分不清、產權界限不明等問題，需要明確和廓清。正是這樣一種一方麵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麵法規滯後的背景，造成了企業家的“隕落”。
可對於褚時健，我們完全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對自己事業的全力以赴，對物質名利的淡泊，也相信他不是一個政治上幼稚、經濟上糊塗的人。
綠意蔥蘢的五月，我接到褚映群的電話，讓我到煙廠駐昆明辦事處去拿點兒東西，是一隻竹簍，裏麵有十多隻肥壯的青殼大螃蟹。褚映群說，這是她老爸讓送來的，給我幾隻，給另外一個朋友幾隻。她來不及送了，馬上要回珠海，請我來拿，把給那位朋友的也帶過去。
我們閑聊了幾句，談到我們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她說在北京見到那個朋友了，心態不是很好。我說大概是位子調整了，有些不太適應。
螃蟹是鮮貨，我給朋友打了電話，約好五點鍾在省委後門見。當時已是四點，褚映群催我走，送到樓梯口時，我忍不住問：“你呢，在珠海好嗎？”她沒有回答，隻是微微點了點頭。
離開辦事處時，我從車窗裏看見牆外通紅通紅的三角梅。這種紅出一片血色的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風起之時
八月，馬靜芬托我寫的插花作品賞析完稿，我送到了玉溪。在半坡上他們的小院落裏，馬靜芬看著文章，我看著院裏的花花草革。褚時健不在，他到國外看設備去了。馬靜芬很快就要走，下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的多個展覽中，有馬靜芬他們插花協會的作品。我給她帶了一套衣服，我覺得在這樣一個世界各國女性參與的會議上，她應該有件時尚的正裝。
馬靜芬看著衣服笑，說這太年輕，怕不合適。我們催促她換上，看看效果。馬靜芬一直很瘦弱，衣服上身的效果很不錯。這身衣服估計她再也沒有穿過，到北京後沒幾天，她被叫回了雲南，中秋節前夕，她被帶走，進入隔離審查階段。
在此之前，褚映群已被人從珠海帶到了河南。
女兒和老伴出事時，褚時健身在國外。他沒有采取什麼“失聯”的做法，而是第一時間趕回了玉溪。這一方麵表明他內心坦蕩，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他對家人的牽掛。
和所有人一樣，我對這一切的到來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心裏有著一萬個為什麼，卻不知道答案。直到數年之後，當年的紅塔集團的法律顧問——大律師馬軍，才給了我這樣一個答案：
1994年，中紀委接到貴州省省級機關退休老幹部的舉報，反映老幹部退休後的待遇問題，還有貴州省領導幹部貪汙腐敗的問題。中紀委的辦案人員到了貴州，直接找提供線索的老幹部核實。最後，省委書記劉某某的夫人閻建宏等一批人被查出問題。閣建宏因貪汙473萬元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這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案。在這個案子中，涉及從雲南批的S萬件紅塔山香煙，這批煙被閻建宏倒賣後獲利上千萬。在中紀委辦案人員的報告上，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批示，要重點查處領導幹部及其子女以煙謀私的問題。
貴州貪腐案的專案組乘勝追擊，進入雲南。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和中紀委的同誌吃了一頓飯後，按自己原來的計劃該幹什麼還幹什麼，並沒有特別在意這件事。而當時的雲南煙草專賣局在和中紀委談話時表現得十分自信。中紀委負責人談話的切入點是工作報告中的兩點問題：一是對職工隊伍的評價，報告中說，99%是好的；二是對幹部隊伍的評價，報告中要求幹部做好兼職工作。中紀委的同誌質問這兩點評價有什麼依據，有人自信地說：“你們可以查嘛。我們雲南煙草專賣局的幹部，情況是比較特殊的，我自己也是‘一肩挑’，既是公務員又是企業家，基本上是三塊牌子，一套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