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煙王”隕落(下)(1 / 3)

當褚時健從法庭右手邊的側門進入法庭時,我看到的他,和兩年前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很平靜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們目光交會的那一瞬間,我明白,不管接下來的審判會出現什麼狀況,最終是什麼樣的結局,對於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經曆人生低穀的老人,一個我應該稱之為父親的人。

元旦出遊

河口被查

被幽禁的五天

折翼滇南

被訴訟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法庭再見褚時健

三天後的庭審結果

走下“煙王”的神壇

在獄中

假釋這一年,他76歲

元旦出遊

轉眼到了1996年年底。12月,第二屆紅塔山筆會已經醞釀成熟。當時馮牧先生已經仙逝,不過汪曾祺仍在隊伍裏。還有一些作家是第一次筆會的參與者,期待著與退下來的“煙王”暢談人生。

12月23日左右,我就筆會人員名單和身份證號碼事宜再次與何小平主任聯係,她告訴我,廠裏28日就放假了,要放到元月3日。筆會的作家們到達廠裏的時間就定在了4號。由我到機場接北京來的王巨才、汪曾祺、高洪波、何誌雲等人。

落實了筆會的事宜,何小平問我們元旦放幾天假,我告訴她隻有一天。她說:“廠裏放假,大家不好出麵陪廠長去什麼地方。省外幾家煙廠曾邀請過他,但廠長說不要麻煩人家,他現在正在接受審查,會給人家添麻煩。”

那幾年,褚時健每到一地,當地的煙草公司和經銷商都會興師動眾,搞很大的排場,這也是遭人詬病的事情。其實這不是褚時健本人的意願,他不是官員,應付場麵上的事情也不是他的長項,但他很善意地理解別人的“隆重”接待,雖不樂意,也隻好客隨主便。隻是現在這個特殊時期,如果出門去哪兒,別人不“隆重”顯得勢利,隆重了又不合時宜,幹脆不要去,不給人家添麻煩。這是褚時健的意思。

我聽明白了,就問何小平:“你是不是想讓我過節陪老頭子出去走走?”何小平笑了,說:“廠長也願意,出去還可以聊聊。”我答應了,用這一年的最後三天陪廠長出門走走。

隨後,張啟學和我聯係,我問去什麼地方,他說,一長的意思是到他待了十多年的新平去看看。我心想,又是故地重遊,老人家大概真的想寫一點兒什麼東西了。我們約定,12月27日他們到昆明接我,30號返回。這邊的日程定了下來,我答應母親,元旦請她吃北京烤鴨。

27日,我在辦公室和我的搭檔們商量,定了元月2日上班時開編務會。直到這時,我對將遇到的一切毫無預感。我甚至問雜誌社的辦公室主任張衛,新平的氣候比昆明熱,要不要帶厚衣服?他說那裏是山區,早晚會比較冷。一直到中午12點,我才等到了廠裏的車。上車後我問:“今天直接到新平還是先到玉溪?”

褚時健回過頭來說:“今天住在玉溪,我們不去新平了,去河口,你去過沒有?”我說去過多次,當年作為文工團團員去演出過,還踏上了連接兩國的中越鐵路大橋。後來作為戰地記者,我幾乎跑遍了前線的所有山頭,河口四連山也去過,還從陣地上看過被炸毀的中越鐵橋。

不過,對出行地點的改變,我多少感到有點兒遺憾,因為我很想看看他們一家當年生活的地方。車上不好問,我想抽空再問不遲。

到了玉溪,我和張啟學去了趟廠裏,他要去領點兒小禮品,說要送給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老州長,他是褚時健的老朋友。簽字領東西的時候,我見到辦公室主任何小平,告訴她我們要去河口,路上還要看朋友。何小平說她值班,希望我們好好玩。

回到褚時健家,正趕上他江川的朋友送來了一條巨大的青魚。褚時健說很久沒見過這麼大的魚了,剖開後可以讓小丁、張師傅送點兒回家,剩下的叫老三醃一下,回來再吃。殺魚的時候,小丁用手按住大魚的身體,褚時健自己動手剖開魚腹。說實話,我從來不知道湖裏還能長這麼大的魚,足有二十多公斤。它扭動起來,小丁這樣的壯小夥都按不住。見此情況,我也幫忙摁住魚頭,不知是天冷還是場麵刺激,我心裏有些發涼。魚被砍成了幾大塊,光魚頭就分成了兩大塊,有四公斤重。褚時健對我說:“我讓老三凍起兩塊魚肉,等回來給你媽媽帶回去,讓她也嚐嚐江川星雲湖的大魚。”

見我有些發冷,他把我叫上樓,打開一個衣櫃,說:“你穿少了,這是映群的衣服,如果不忌諱,你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找件來帶上。我看你們個頭兒差不太多。”映群離世整整一年了,可她的衣服還都好好地掛在衣櫥裏,就像主人隨時要穿一樣。我沒有挑這裏的衣服,不是忌諱,而是怕褚時健睹物思人,想起有關女兒的點點滴滴。

我問他為什麼不去新平而改道去河口,他歎了口氣道:“還不是因為我家的人不懂事。”見他不想再說,我下了樓,直接問在看電視的張啟學。他告訴我,本來定的是去新平,並把這個安排告訴了褚時健的弟弟褚時佐。沒想到昨天晚上新平縣縣委的一位書記打來電話,說知道廠長要回新平過元旦,縣裏幾套班子的人準備給廠長接風。褚時健一聽心裏就煩悶起來,本來不去外地,不打招呼,就是給人家和自己都留點兒方便,沒想到褚時佐特意告訴了縣裏的人。褚時健覺得,人家過節不能休息,要給自己接風,豈不是既麻煩又擔風險嗎?而自己故地重遊、隨意看看的初衷也會被破壞,新平之旅,於人於己都不太合適了。想到這裏,褚時健明確地說:“新平不去了,你們重新找個地方。”

張啟學和丁學峰想到了元謀土林,但又聽說在修路;想到了紫溪山,但冬天又沒有看頭。最後,張啟學想起旅行社在節前到廠裏來拉客,組織職工到河口玩,聽說有幾十個人報了名。不如去那裏,還可以看看越南老街的邊貿市場。他們把這個建議告訴了褚時健,他沒有異議,事情就這麼定了。不光他們腦子裏少了一根弦,我也同樣稀裏糊塗,審查期間往國境線上靠近,這本身就是犯忌的事情。不過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有關部門早有通知。

晚上丁學峰送我回賓館。剛爬了一半台階,我一頭栽倒在台階上。小丁嚇了一跳,趕快扶我起來,看看沒有摔壞,便又去撿掉了一地的東西。他擔心地問我:“你生病了,明天還能不能走?”我說:“沒事兒,就是在外麵站的時間長了,又沾了冷水,胃病犯了。”我叮囑他不要告訴廠長,說好了陪他出去的,不要掃大家的興。

河口被查

第二天一早,車子到廠賓館接我,這時我才發現小丁的女友李霞也一起去。他們正籌備著結婚,小丁平時住在廠長家,放假倆人也沒時間在一起,正好這次是旅行,難得一起出門,李霞顯得很開心。在玉溪師專門口吃米線的時候,我又看到了陳紹牧的車,他笑眯眯地告訴我,他和公司的小陳一起去,他想陪陪老人。這樣,我們一行七人分坐兩輛車出發了。

說起來這次出行真不是那麼順。張啟學他們聯係了老州長,聽說省裏領導在紅河,他們下到縣裏了。我們徑直從建水插下,經蒙自、屏邊到河口。車還未到屏邊,我胃痙攣發作,在車上暈倒了。車上的人商量怎麼辦,褚時健說:“先到蒙自,蒙自醫院好些。”張啟學告訴他蒙自已經過了,前麵是屏邊,陳紹牧他們的車已經到屏邊加油去了。於是去了屏邊,我在屏邊醫院打過針後,褚時健又提出回蒙自休息。記得是小陳說,河口不遠了,那裏的條件也好,可以到河口再找家好醫院。就這樣,我們傍晚到達了河口,入住河口鐵道賓館。

這家賓館新建不久,當時可能是河口最好的賓館。住迸房間後我發現,賓館臨河而建,離中越鐵路大橋很近。從窗口鳥瞰,南溪河清幽幽的河水映入眼底,老榕樹枝繁葉茂,遮天蔽日,旁邊就是河口邊防檢查站的崗樓。

當天晚上,我就在賓館輸液。第二天一早,褚時健見到了廠裏許多到河口旅遊的人,都住在這家賓館。吃飯的時候,褚時健安排:“小先你今天早上接著輸液,張啟學陪著你,我們幾個過老街看看邊貿街,你就不要去了。一兩個小時可能就看完了,等我們回來,再一起逛逛這邊的集市,然後就回蒙自,你可以到蒙自後再打吊針。”

在房間打吊針的時候,我越想越覺得好笑,大老遠地跑來,就在酒店裏住一天,連鐵橋都上不了。想當年,我們文工團六七十號人一起走上鐵橋,那是什麼氣勢!

十點,針打完了。我走到窗前,想好好看看已經修複通車的鐵橋,就在這時,我發現了坐在榕樹下的褚時健一行。我回頭問張啟學:“廠長他們怎麼在邊檢站坐著喝茶,是回來了還是沒出去?”張啟學也納悶兒:“怎麼,他們坐在河邊?”他也走到窗口往下看。到這時,我心頭開始有些忐忑不安起來。我們倆決定下樓去問問,如果不讓出去,那就不去老街了。

看來我們想得實在太簡單了,在我打吊針的這兩個小時,褚時健出現在河口,並要辦理短時過境手續的事情,已經被報告給了正在紅河的令狐安書記及昆明的省委領導,並上報給了中紀委、公安部。邊檢站的領導正邊和褚時健聊天,邊等著上麵的指示。

在大榕樹下坐了兩個小時,褚時健終於發現有問題了,他說:“是不是我不適合辦通行證?如果不可以,我們不去了。”見褚時健要走,邊檢站的領導忙說:“我們領導要見你,請先到我們檢查站去。”一行人往回走時,和下樓的我們相遇了。雖說人聲嘈雜,但我清楚地聽見邊檢站的幹部緊張地對著手機說:“還有兩個人,住不下,改到河口賓館。”仿佛一盆涼水從頭上澆下,我知道,走不了了。

到了河口賓館,我們被禮貌地讓進了飯廳。這時候,丁學峰拔打了省委副書記李嘉廷的秘書的電話。事實上,李嘉廷已經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褚時健被扣留的消息。笑臉相迎的邊檢站領導陪著我們吃完了飯,然後通知大家,分開住進房間,車上的東西都不準拿。

等待的時間空氣幾乎凝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問褚時健,是不是有過關於他不能到外地和邊境的通知。小丁說有過,他們理解的是不能出國和到港澳口岸,所以這次目的地臨時變更到河口,誰都沒有往這上麵想。我隻有一聲歎息。當記者多年,連這點兒敏感度都沒有,我心中充滿自責。

一個小時以後,每個人的提包都拿到了房間,隻是手機都被沒收了。我的提包似乎原封不動,他們還專門說了句,記者的東西他們沒有檢查。果真沒檢查嗎?天知道,但我的手機的確還在。我心裏清楚,我沒有去辦理什麼過境手續,收我的手機沒有道理。

我認為,眼前最要緊的是通知集團領導。我的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值班的何小平主任,我請她立即向董事長字國瑞彙報。我提醒她,我們到紅河是告知了廠裏的。事情緊急,從電話裏,我都可以聽出何小平的慌張。第二個電話我打給了集團法律顧問馬軍。聽了我在電話中所說,馬軍大吃一驚,他說:“你怎麼這麼沒有頭腦?他不能去這些地方,我早就提醒過他們的。”我說:“我並不知道,但應該想到,不過事情已經發生,責怪誰都沒意義,你是法律顧問,該怎麼做你清楚。我隻是第一時間讓你知道真實的情況。”第三個電話我打給了朋友孫文剛,希望他替我去看我媽媽,元旦帶她去吃烤鴨。別的事情一時想不過來,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情況。

打完這三個電話,我心裏開始坦然起來。

我把電話給了李霞他們,讓他們用這個手機給家人報個平安。

我十分感謝褚時健,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能對看守我們的公安說:“小先有病,你們要安排醫生給她看病。”

第二天,來給我打針的小護士悄悄問我:“我看你不像壞人,怎麼他們說你們是壞人,不準和你們說話?”我也小聲說:“不讓你和我說話就不要說,不過我絕不是壞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時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過這個事件可能會引起轟動,不過到後來我看到和聽到關於此事的各種版本時,還是被驚得瞠目結舌。那是後話,眼下,就在河口賓館的房間裏,看著窗外濃密的亞熱帶植物,想著自己幾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際遇,心頭湧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慨,這種悲涼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隔壁房間那位孤獨的老人。

因為幽禁,日子變得冗長而拉雜。我們不能到別人的房間,小丁和張師傅在走廊的另一頭,甚至都見不到。李霞真是個好姑娘,本來和愛人出來玩的,現在滯留在房間裏,彼此還見不上麵,她卻表現得十分平靜,並沒有抱怨、後悔或坐臥不安。我想這是因為內心坦蕩,我毫不謙虛地說,就像我,因為坦蕩,我也平靜地麵對到來的一切。

褚時健一個人在一個大房間裏,我每天徑直走進他的房間,和他聊天。他表麵上仍是波瀾不驚,說話的語速和平時沒什麼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靜和我們不同,事情畢竟因他而起,他要麵對的比我們複雜幹倍萬倍。何況在這個時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沒有音信,兒子流亡國外,女兒又讓他體會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涼。家破人亡,麵臨牢獄之災,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糾結和複雜。

我小心地問他:“你真的能坦然麵對中紀委的審查嗎?”他說:“我說得清楚。”

就這幾個字,我的心徹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親。記得“文化大革命”鬧得最熾烈的時候,爸爸從北京辦的軍隊學習班被送回了昆明,他們這些當年的酋長,因為“站錯隊”要被送到以嚴酷著稱的盤溪學習班。在他們背著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車被送走之時,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著。”爸爸回過頭來,眼睛裏有種金屬的光澤,他說:“我不會死,雪山草地都走過來了。”我一直記得父親的話,一直到兩年後他平安回來。

此後的兩天,我們接受了省裏來人和北京來人的詢問。我很客觀地講了來時一路的情況,很明顯,這和逃離國境沒有關係:從地點的選定到中途的變故,整個事件有著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計劃周密的出逃。再說褚時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實的身份證辦理的短時過境手續,有這樣愚蠢的逃犯嗎?我心裏清楚,這隻是一個契機,讓調查人員在跟蹤了很長時間後,終於有了拘捕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