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褚時健從法庭右手邊的側門進入法庭時，我看到的他，和兩年前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很平靜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們目光交會的那一瞬間，我明白，不管接下來的審判會出現什麼狀況，最終是什麼樣的結局，對於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經曆人生低穀的老人，一個我應該稱之為父親的人。
元旦出遊
河口被查
被幽禁的五天
折翼滇南
被訴訟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法庭再見褚時健
三天後的庭審結果
走下“煙王”的神壇
在獄中
假釋這一年，他76歲
元旦出遊
轉眼到了1996年年底。12月，第二屆紅塔山筆會已經醞釀成熟。當時馮牧先生已經仙逝，不過汪曾祺仍在隊伍裏。還有一些作家是第一次筆會的參與者，期待著與退下來的“煙王”暢談人生。
12月23日左右，我就筆會人員名單和身份證號碼事宜再次與何小平主任聯係，她告訴我，廠裏28日就放假了，要放到元月3日。筆會的作家們到達廠裏的時間就定在了4號。由我到機場接北京來的王巨才、汪曾祺、高洪波、何誌雲等人。
落實了筆會的事宜，何小平問我們元旦放幾天假，我告訴她隻有一天。她說：“廠裏放假，大家不好出麵陪廠長去什麼地方。省外幾家煙廠曾邀請過他，但廠長說不要麻煩人家，他現在正在接受審查，會給人家添麻煩。”
那幾年，褚時健每到一地，當地的煙草公司和經銷商都會興師動眾，搞很大的排場，這也是遭人詬病的事情。其實這不是褚時健本人的意願，他不是官員，應付場麵上的事情也不是他的長項，但他很善意地理解別人的“隆重”接待，雖不樂意，也隻好客隨主便。隻是現在這個特殊時期，如果出門去哪兒，別人不“隆重”顯得勢利，隆重了又不合時宜，幹脆不要去，不給人家添麻煩。這是褚時健的意思。
我聽明白了，就問何小平：“你是不是想讓我過節陪老頭子出去走走？”何小平笑了，說：“廠長也願意，出去還可以聊聊。”我答應了，用這一年的最後三天陪廠長出門走走。
隨後，張啟學和我聯係，我問去什麼地方，他說，一長的意思是到他待了十多年的新平去看看。我心想，又是故地重遊，老人家大概真的想寫一點兒什麼東西了。我們約定，12月27日他們到昆明接我，30號返回。這邊的日程定了下來，我答應母親，元旦請她吃北京烤鴨。
27日，我在辦公室和我的搭檔們商量，定了元月2日上班時開編務會。直到這時，我對將遇到的一切毫無預感。我甚至問雜誌社的辦公室主任張衛，新平的氣候比昆明熱，要不要帶厚衣服？他說那裏是山區，早晚會比較冷。一直到中午12點，我才等到了廠裏的車。上車後我問：“今天直接到新平還是先到玉溪？”
褚時健回過頭來說：“今天住在玉溪，我們不去新平了，去河口，你去過沒有？”我說去過多次，當年作為文工團團員去演出過，還踏上了連接兩國的中越鐵路大橋。後來作為戰地記者，我幾乎跑遍了前線的所有山頭，河口四連山也去過，還從陣地上看過被炸毀的中越鐵橋。
不過，對出行地點的改變，我多少感到有點兒遺憾，因為我很想看看他們一家當年生活的地方。車上不好問，我想抽空再問不遲。
到了玉溪，我和張啟學去了趟廠裏，他要去領點兒小禮品，說要送給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老州長，他是褚時健的老朋友。簽字領東西的時候，我見到辦公室主任何小平，告訴她我們要去河口，路上還要看朋友。何小平說她值班，希望我們好好玩。
回到褚時健家，正趕上他江川的朋友送來了一條巨大的青魚。褚時健說很久沒見過這麼大的魚了，剖開後可以讓小丁、張師傅送點兒回家，剩下的叫老三醃一下，回來再吃。殺魚的時候，小丁用手按住大魚的身體，褚時健自己動手剖開魚腹。說實話，我從來不知道湖裏還能長這麼大的魚，足有二十多公斤。它扭動起來，小丁這樣的壯小夥都按不住。見此情況，我也幫忙摁住魚頭，不知是天冷還是場麵刺激，我心裏有些發涼。魚被砍成了幾大塊，光魚頭就分成了兩大塊，有四公斤重。褚時健對我說：“我讓老三凍起兩塊魚肉，等回來給你媽媽帶回去，讓她也嚐嚐江川星雲湖的大魚。”
見我有些發冷，他把我叫上樓，打開一個衣櫃，說：“你穿少了，這是映群的衣服，如果不忌諱，你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找件來帶上。我看你們個頭兒差不太多。”映群離世整整一年了，可她的衣服還都好好地掛在衣櫥裏，就像主人隨時要穿一樣。我沒有挑這裏的衣服，不是忌諱，而是怕褚時健睹物思人，想起有關女兒的點點滴滴。
我問他為什麼不去新平而改道去河口，他歎了口氣道：“還不是因為我家的人不懂事。”見他不想再說，我下了樓，直接問在看電視的張啟學。他告訴我，本來定的是去新平，並把這個安排告訴了褚時健的弟弟褚時佐。沒想到昨天晚上新平縣縣委的一位書記打來電話，說知道廠長要回新平過元旦，縣裏幾套班子的人準備給廠長接風。褚時健一聽心裏就煩悶起來，本來不去外地，不打招呼，就是給人家和自己都留點兒方便，沒想到褚時佐特意告訴了縣裏的人。褚時健覺得，人家過節不能休息，要給自己接風，豈不是既麻煩又擔風險嗎？而自己故地重遊、隨意看看的初衷也會被破壞，新平之旅，於人於己都不太合適了。想到這裏，褚時健明確地說：“新平不去了，你們重新找個地方。”
張啟學和丁學峰想到了元謀土林，但又聽說在修路；想到了紫溪山，但冬天又沒有看頭。最後，張啟學想起旅行社在節前到廠裏來拉客，組織職工到河口玩，聽說有幾十個人報了名。不如去那裏，還可以看看越南老街的邊貿市場。他們把這個建議告訴了褚時健，他沒有異議，事情就這麼定了。不光他們腦子裏少了一根弦，我也同樣稀裏糊塗，審查期間往國境線上靠近，這本身就是犯忌的事情。不過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有關部門早有通知。
晚上丁學峰送我回賓館。剛爬了一半台階，我一頭栽倒在台階上。小丁嚇了一跳，趕快扶我起來，看看沒有摔壞，便又去撿掉了一地的東西。他擔心地問我：“你生病了，明天還能不能走？”我說：“沒事兒，就是在外麵站的時間長了，又沾了冷水，胃病犯了。”我叮囑他不要告訴廠長，說好了陪他出去的，不要掃大家的興。
河口被查
第二天一早，車子到廠賓館接我，這時我才發現小丁的女友李霞也一起去。他們正籌備著結婚，小丁平時住在廠長家，放假倆人也沒時間在一起，正好這次是旅行，難得一起出門，李霞顯得很開心。在玉溪師專門口吃米線的時候，我又看到了陳紹牧的車，他笑眯眯地告訴我，他和公司的小陳一起去，他想陪陪老人。這樣，我們一行七人分坐兩輛車出發了。
說起來這次出行真不是那麼順。張啟學他們聯係了老州長，聽說省裏領導在紅河，他們下到縣裏了。我們徑直從建水插下，經蒙自、屏邊到河口。車還未到屏邊，我胃痙攣發作，在車上暈倒了。車上的人商量怎麼辦，褚時健說：“先到蒙自，蒙自醫院好些。”張啟學告訴他蒙自已經過了，前麵是屏邊，陳紹牧他們的車已經到屏邊加油去了。於是去了屏邊，我在屏邊醫院打過針後，褚時健又提出回蒙自休息。記得是小陳說，河口不遠了，那裏的條件也好，可以到河口再找家好醫院。就這樣，我們傍晚到達了河口，入住河口鐵道賓館。
這家賓館新建不久，當時可能是河口最好的賓館。住迸房間後我發現，賓館臨河而建，離中越鐵路大橋很近。從窗口鳥瞰，南溪河清幽幽的河水映入眼底，老榕樹枝繁葉茂，遮天蔽日，旁邊就是河口邊防檢查站的崗樓。
當天晚上，我就在賓館輸液。第二天一早，褚時健見到了廠裏許多到河口旅遊的人，都住在這家賓館。吃飯的時候，褚時健安排：“小先你今天早上接著輸液，張啟學陪著你，我們幾個過老街看看邊貿街，你就不要去了。一兩個小時可能就看完了，等我們回來，再一起逛逛這邊的集市，然後就回蒙自，你可以到蒙自後再打吊針。”
在房間打吊針的時候，我越想越覺得好笑，大老遠地跑來，就在酒店裏住一天，連鐵橋都上不了。想當年，我們文工團六七十號人一起走上鐵橋，那是什麼氣勢！
十點，針打完了。我走到窗前，想好好看看已經修複通車的鐵橋，就在這時，我發現了坐在榕樹下的褚時健一行。我回頭問張啟學：“廠長他們怎麼在邊檢站坐著喝茶，是回來了還是沒出去？”張啟學也納悶兒：“怎麼，他們坐在河邊？”他也走到窗口往下看。到這時，我心頭開始有些忐忑不安起來。我們倆決定下樓去問問，如果不讓出去，那就不去老街了。
看來我們想得實在太簡單了，在我打吊針的這兩個小時，褚時健出現在河口，並要辦理短時過境手續的事情，已經被報告給了正在紅河的令狐安書記及昆明的省委領導，並上報給了中紀委、公安部。邊檢站的領導正邊和褚時健聊天，邊等著上麵的指示。
在大榕樹下坐了兩個小時，褚時健終於發現有問題了，他說：“是不是我不適合辦通行證？如果不可以，我們不去了。”見褚時健要走，邊檢站的領導忙說：“我們領導要見你，請先到我們檢查站去。”一行人往回走時，和下樓的我們相遇了。雖說人聲嘈雜，但我清楚地聽見邊檢站的幹部緊張地對著手機說：“還有兩個人，住不下，改到河口賓館。”仿佛一盆涼水從頭上澆下，我知道，走不了了。
到了河口賓館，我們被禮貌地讓進了飯廳。這時候，丁學峰拔打了省委副書記李嘉廷的秘書的電話。事實上，李嘉廷已經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褚時健被扣留的消息。笑臉相迎的邊檢站領導陪著我們吃完了飯，然後通知大家，分開住進房間，車上的東西都不準拿。
等待的時間空氣幾乎凝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問褚時健，是不是有過關於他不能到外地和邊境的通知。小丁說有過，他們理解的是不能出國和到港澳口岸，所以這次目的地臨時變更到河口，誰都沒有往這上麵想。我隻有一聲歎息。當記者多年，連這點兒敏感度都沒有，我心中充滿自責。
一個小時以後，每個人的提包都拿到了房間，隻是手機都被沒收了。我的提包似乎原封不動，他們還專門說了句，記者的東西他們沒有檢查。果真沒檢查嗎？天知道，但我的手機的確還在。我心裏清楚，我沒有去辦理什麼過境手續，收我的手機沒有道理。
我認為，眼前最要緊的是通知集團領導。我的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值班的何小平主任，我請她立即向董事長字國瑞彙報。我提醒她，我們到紅河是告知了廠裏的。事情緊急，從電話裏，我都可以聽出何小平的慌張。第二個電話我打給了集團法律顧問馬軍。聽了我在電話中所說，馬軍大吃一驚，他說：“你怎麼這麼沒有頭腦？他不能去這些地方，我早就提醒過他們的。”我說：“我並不知道，但應該想到，不過事情已經發生，責怪誰都沒意義，你是法律顧問，該怎麼做你清楚。我隻是第一時間讓你知道真實的情況。”第三個電話我打給了朋友孫文剛，希望他替我去看我媽媽，元旦帶她去吃烤鴨。別的事情一時想不過來，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情況。
打完這三個電話，我心裏開始坦然起來。
我把電話給了李霞他們，讓他們用這個手機給家人報個平安。
我十分感謝褚時健，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能對看守我們的公安說：“小先有病，你們要安排醫生給她看病。”
第二天，來給我打針的小護士悄悄問我：“我看你不像壞人，怎麼他們說你們是壞人，不準和你們說話？”我也小聲說：“不讓你和我說話就不要說，不過我絕不是壞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時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過這個事件可能會引起轟動，不過到後來我看到和聽到關於此事的各種版本時，還是被驚得瞠目結舌。那是後話，眼下，就在河口賓館的房間裏，看著窗外濃密的亞熱帶植物，想著自己幾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際遇，心頭湧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慨，這種悲涼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隔壁房間那位孤獨的老人。
因為幽禁，日子變得冗長而拉雜。我們不能到別人的房間，小丁和張師傅在走廊的另一頭，甚至都見不到。李霞真是個好姑娘，本來和愛人出來玩的，現在滯留在房間裏，彼此還見不上麵，她卻表現得十分平靜，並沒有抱怨、後悔或坐臥不安。我想這是因為內心坦蕩，我毫不謙虛地說，就像我，因為坦蕩，我也平靜地麵對到來的一切。
褚時健一個人在一個大房間裏，我每天徑直走進他的房間，和他聊天。他表麵上仍是波瀾不驚，說話的語速和平時沒什麼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靜和我們不同，事情畢竟因他而起，他要麵對的比我們複雜幹倍萬倍。何況在這個時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沒有音信，兒子流亡國外，女兒又讓他體會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涼。家破人亡，麵臨牢獄之災，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糾結和複雜。
我小心地問他：“你真的能坦然麵對中紀委的審查嗎？”他說：“我說得清楚。”
就這幾個字，我的心徹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親。記得“文化大革命”鬧得最熾烈的時候，爸爸從北京辦的軍隊學習班被送回了昆明，他們這些當年的酋長，因為“站錯隊”要被送到以嚴酷著稱的盤溪學習班。在他們背著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車被送走之時，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著。”爸爸回過頭來，眼睛裏有種金屬的光澤，他說：“我不會死，雪山草地都走過來了。”我一直記得父親的話，一直到兩年後他平安回來。
此後的兩天，我們接受了省裏來人和北京來人的詢問。我很客觀地講了來時一路的情況，很明顯，這和逃離國境沒有關係：從地點的選定到中途的變故，整個事件有著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計劃周密的出逃。再說褚時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實的身份證辦理的短時過境手續，有這樣愚蠢的逃犯嗎？我心裏清楚，這隻是一個契機，讓調查人員在跟蹤了很長時間後，終於有了拘捕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