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傑克遜當然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他僅僅是一個奇特的人，一個稟賦異常性格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光光從外表或者行為是很難評判一個人。做同樣的事，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想法，何況是一個人不同的做法呢，性格決定命運，也支配著人的喜怒哀樂，我們的一生都在各自的性格籠罩之下。
優柔陰鬱度一生
同曆史上許多被“垂簾聽政”的皇帝一樣，光緒帝也是一個性格軟弱的人，慈禧太後的權勢讓光緒帝的光芒如同殘燭。然而，他也是一個有想法並想有一番作為的人，這和他一向軟弱猶豫的個性就成了他人生悲劇的主調。
同治皇帝在年僅19歲時病亡，其母慈禧太後怕立了同治帝的兒子當皇帝自己要失去權力，就選中了醇親王4歲的兒子即位，這就是光緒帝。光緒的父親是慈禧的丈夫鹹豐的弟弟，因此，光緒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緒的母親又是慈禧的親妹妹，因此，光緒又是慈禧的外甥。再加上光緒年幼，大權理所當然地完全操於慈禧一人之手。
慈禧非常耐心地教育光緒，她要教光緒做的隻有兩件事，一是叫他畏懼自己，二是讓他學習。慈禧對光緒管教很嚴，企圖把他培養成自己馴服的工具。她讓光緒叫自己“親爸爸”，不讓其稱太後，並經常訓斥教導，可謂“教子有方”。可見慈禧用心之良苦，也是造成光緒憂鬱一生的罪魁禍首。光緒帝的身體，自幼孱弱，素有脾胃虛弱之症。
1887年，光緒16歲，按照傳統，光緒該“親政”，慈禧太後也做出姿態，“撤簾歸政”。但實際上，朝廷的軍政大權仍是把持在慈禧的手裏。
光緒“親政”之時，正是帝國主義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關鍵時刻，清朝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帝國主義得寸進尺，其勢在徹底滅亡中國，尤其是中日海戰的慘敗，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徹底看清了中國與世界的局勢，認識到不變法就要亡國的必然趨勢。於是，首先在知識分子中間掀起了一股倡導變法的熱潮。
著名的“公車上書”就是其中之一。《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國正直知識分子極大的憤怒，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1200多人聯名上書，要求變法、拒和、遷都，是為“公車上書”。這次上書，不僅使清廷的頑固大臣感到震驚，還使妄圖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看到了中國人的覺醒，在當時產生了極大影響。
但因清廷等級森嚴，“公車上書”的奏章沒有送到光緒的手裏。康有為等人十分氣憤，在二十多天後，又寫了一篇萬餘言的長篇奏章，經過輾轉反複，光緒終於看到了這篇奏章。光緒對康有為提出的許多觀點十分讚賞，並發出“上諭”，實行改革新政，當然，這種“上諭”的力量實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來罷一個人的官或是殺一個人的頭則可，要想改變積年陳舊的封建官僚體製，實行所謂的新政，那就如清風吹泰山一般無濟於事。
康有為見自己的奏章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於18年（光緒二十三年）憤然上書。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詞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國會及報紙天天討論如何瓜分中國的問題，而中國卻無動於衷，再不變法圖強，中國亡國有日。但這一奏章又被頑固大臣壓住不報，光緒沒有看見，後來，奏章傳開，在輿論界引起巨大反響，許多報刊雜誌都加以介紹摘轉。光緒也從報紙上看到了這篇奏章，深為感動，就馬上召見康有為。
恭親王則堅決反對召見。光緒無奈，隻得派了翁同龢、李鴻章以及榮祿等人對康有為進行問話，其中翁同龢是光緒的老師，屬於主張變法的一派。他把康有為的答辭如實地報告了光緒，光緒再次為康有為的理論和態度所深深地打動。他下令收集康有為的著作文章，自己認真閱讀，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堅定了變法的信念，並特別下詔，凡康有為的奏章，隨到隨送，不得扣壓。
光緒急於變法革新，但實權卻操縱在慈禧的手裏，光緒實際上是個徒有虛名的皇帝。為了能夠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後索要權力，甚至有一次說出了這樣的話：
“太後若不給我權力，讓我變法圖強，我寧願不做這個皇帝，也決不做亡國之君。”
當時的形勢是變法的呼聲極為高漲，而朝中的守舊派卻緊緊靠在慈禧太後的周圍，不願變“祖宗之法”。為形勢所迫，慈禧不能不暫時放一點權力給光緒，讓他先變一變法，於是，慈禧太後在加以嚴格限製的前提下，同意光緒實行變法。
天真的光緒和梁啟超等人獲悉慈禧太後同意變法，驚喜若狂，以為變法就可成功。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了《定國是詔》，這實質是變法的宣言書，詔書斥責了頑固守舊的官僚，指出變法圖強的實質。
這道《定國是詔》既表示了光緒變法革新的堅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勢力感到極大震驚。從這時開始，光緒帝接連不斷地下詔進行變革，慈禧太後則在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扼殺革新運動。
慈禧太後一直對改革抱有懷疑、抗拒的態度。她一味求和，不惜割地賠款，表現了一個女人的軟弱和安於現狀，另外她也不願放棄自己的權力。而康梁等人的變法上書一直是以光緒皇帝為中心，對她則是孰視無睹——這極大地傷害了慈禧的自尊心，也許就此點，她也不能讓變法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