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日本人觀看體育比賽，幾萬人離場，地上不留一根煙蒂，一片紙屑，一絲痰跡，這已為世人所熟知。其實這不算什麼。首都師大的一位教授在日本曾親曆一次堵車，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從伊豆半島到東京的公路上，幾萬輛車一輛挨一輛排了一百多公裏。那個時間段幾乎所有的車都是回東京的，道路右側堵成一條長龍。左側空出一條無人道，誰要是開到左側，可以一溜煙直奔東京。可就是沒有一輛車插到空蕩蕩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裏的塞車路上，不見一名交通警察維持秩序。在近十個小時的時間裏，車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靜悄悄，不聞一聲鳴笛。
“他們自己竟把這綿延一百多公裏的車龍化解了！如此堅忍、守秩序、萬眾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我們的那位教授的內心因此而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還據說，日本戰後幾十年，夜裏十一時許多辦公樓的燈仍然亮著，上班族在無償加班，這隻是小事一樁。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現東南亞一帶深山老林竟還藏著不投降的日本兵，要知道，那時候二戰結束已快三十年了！那才令人震驚。
日本人的執著讓人慨歎。他們中有十年如一日，在內蒙古沙漠義務植樹兩百萬株的“中國沙漠日本綠化協力隊”；有二十年救助中國留學生的“留學生之父”；有連續十個小時仰頭作業，中間不上一次廁所的工匠；有為了研製碗裝麵，兩年裏頓頓吃快速麵，最後把胃口吃倒的食品研製人員；有連續八年義務為侵華日軍受害者打官司，勝訴後癱倒在法庭的律師；有恥於領救濟金，寧願雙雙餓死的老年夫婦......
日本人惡的一麵卻更令人齒寒。
在軍國主義製度培養下，日本士兵喪失了人性，二戰中對各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欠下累累血債；而當他們敗亡時，日本士兵幾無一人投降，或自殺或全部戰死，亦可悲可憫。
塞班島戰役，得到強大海空軍支持的十二萬美軍進攻孤軍困守的三萬日軍。日軍打到隻剩下三千人，而後這三千人向美軍發起了衝鋒。他們跌跌撞撞，有的撐著拐杖，有的吊著繃帶，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還被打瞎了；他們脫掉鋼盔，頭上捆起白帶，端著機槍和戰刀，有的僅僅拿著綁在竹竿上的刺刀，甚至有的赤手空拳，潮水似的湧向美軍陣地。那些沒有力氣衝鋒的重傷員，則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彈。與日軍最後衝鋒的同時，塞班島的日本百姓也開始了大規模的自殺，他們或從崖上跳下，或父母抱著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裏......據說當時整個海麵漂滿了日本人的屍體。美軍將坦克車改裝成宣傳車，到處呼叫：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然而這些呼叫基本無效果，塞班島總共有一萬多日本百姓死於自殺。塞班島之戰，美軍作戰部隊起初十分害怕，繼而使他們迷惑不解，後來又使他們憎惡，最後卻使許多美國士兵表露出真誠的憐憫。日本士兵在洞穴內遭受的慘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們淒然絕望的敢死進攻，使得美國兵要牢記‘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來越困難。一些美國士兵因此泣不成聲：“日本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自殺？”
抗日戰爭結束時，國民黨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李默庵上將擔任中國戰區日軍的受降工作。作為一名參加過抗戰，對日軍血腥暴行仍記憶猶新的中國軍人，李默庵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麵是切齒痛恨，另一方麵伴隨著受降過程，李默庵漸漸增添了感歎：
被俘日軍回國途中始終以正規軍人隊列行走，毫無紊亂現象，也無事故發生。在繳械之時，日軍將所有武器包括重機槍、車輛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幹幹淨淨，並將其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被服、袋具、車輛等物資登記造冊，數字清楚，讓人感到與其說是繳械投降，還不如說是在辦移交手續。
李默庵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對當時的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並頗有感受。透過日軍繳武器這個細節，可以看到日軍平素的軍隊管理和訓練是嚴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麵貌。當時我就想，他們的紀律如此嚴整，行動如此一致，將來如果領導正確，必是一個可以發揮無限潛力的國家。”
有人對日本人的性格做過一個總結。日本人很注重禮節，你好、謝謝、再見等基本禮節在日本的普及度是相當驚人的高，像一些用餐、會議、商務等禮節就更多了；日本人的忠誠度非常高，雖說日本是多黨製國家，但任何人對天皇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行為處事極其認真，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基本不會去找客觀理由來為自己推脫；此外，日本人普遍比較極端，隻要他認定是不好的事情，就幾乎別再指望他能對此有所改觀，當然右翼就更別說了。但如果他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那麼他會毫不猶豫的道歉。
而剛才田中對我說的那句話裏麵就已經顯示出了他性格中狹隘的那一麵。即使他在中國多年，即使他熟悉中國的文化，但是骨子裏麵的那種狹隘是永遠擺脫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