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粒種子。
我把自己移栽進了城市。
我要說，我是一粒成熟的種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歲之前完成的。我還告訴你，我是一個有背景的人。我有許多老師，家鄉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師……早在十二歲之前，我已讀完了三千張臉，吃過了田野裏生長的各種植物，見識過了各樣的生死。此後生活的每一天都是過程了。過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背負著五千七百九十八畝土地（不帶宅基），近六千隻眼睛（也有三五隻瞎了或是半瞎，可他們都看著我呢），還有近三千個把不住門兒的（有時候，能把死人說活，也能把活人說死的）嘴巴，他們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覽出來，是為了讓你了解，在這個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是有背景的。一個人的童年或者說是背景，是可以影響一個人一生的。比如說，在我的潛意識裏，電話鈴響和狗咬聲是一樣的突兀。不過，現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裏來了。
在我進入城市的頭一個十年裏，你要問我最怕什麼，我告訴你，我最怕的是電話鈴聲。每一次電話鈴響，都會讓我心驚肉跳！有時候，我又覺得我是一個楔子。
強行嵌進城市裏的一隻柳木楔子。
雖然我滿身是芽兒，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紮下根來，長成一棵樹。因為，家鄉父老還等著我植下的陰涼呢。
三十年前，當我背著行李來到省城的時候，下了火車，已是黃昏了。滿眼都是燈。燈就像菊花一樣一盞一盞開放著，卻沒有一盞是我的。可我心裏仍然充滿暖意，因為我是一個有“單位”的人了。那時候我順著柏油馬路往前走，公共汽車一輛一輛從我身邊開過，自行車的鈴聲一串串響著，人流像潮水一樣湧動，我知道他們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單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沒有乘車。不是錢的問題（那時公共汽車坐一站五分錢，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腳步丈量一下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紮下根來的城市。
每當我走過一兩個路口，就會看到一個公共汽車的路牌。那時候的路牌很簡約，一根刷了藍白兩色漆的鐵杆子，杆子上掛著一個刷了紅漆的鐵牌子，牌子很多，一路車一個牌。牌子上標著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覺得親切。我以後就是這個城市的人了。
不客氣地說，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馬路上就像是走在紅地毯上一樣，很幸福。路兩旁亮著一盞盞路燈，那光芒是五彩的，這就是我的未來。周圍的自行車鈴聲也十分悅耳，公共汽車刹車後的那一聲“嗞”很溫馨，很生動……我很想給這個城市打聲招呼，嗨一聲：你大爺的，我來了。
我邊走邊問，走了一小時四十六分鍾，當我摸到單位的時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學院門口，傳達室的老者告訴我說：下班了。你明天再來吧。我說我是來報到的。老者說：我知道你是來報到的。人事部門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來，明天上午八點……我站在那裏，遲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該往何處去。
我有點蒙。我順著一條條街道漫無目的地往前走，邊走邊想，我該往哪兒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餓。我隻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車站去蹲一夜？雖然那時我兜裏揣著一百二十六塊六毛錢（這是我讀研節約下來的），可我沒有想到可以住旅館。我根本就沒有住旅館的意識。再說，那時候還沒有實行身份證製度，住旅館是要證明的。在報到之前，我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說，我現在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我無處可去。
就這麼走著走著，我腦海裏突然蹦出了一個念頭：油菜！我緊緊地抓著這個念頭不放，心裏一遍一遍地念著：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個人的兒時小名。他也是無梁村人，吳老根家的兒子，大名叫吳有才。吳有才在部隊裏當了三年工程兵，複員後轉業到潁平市一家建築公司當了建築工人。記得夏天裏他回家鄉時我跟他見過一麵，他穿著一件“的確良”短袖衫，手上戴著一塊手表，很驕傲地說：我們的工地遷到省裏去了。在省城蓋大樓，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們都去，到時找我！我知道，他也就這麼順口一說。他知道村裏人沒有機會到省城去，才這麼說的。這叫“巧讓客碰上熱粘皮”，我真的來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後，我終於想到了這麼一個老鄉，七不沾八不連的“關係”。可什麼路什麼街呢？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那是冬天，走著走著，天開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燈撐著，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別的。城市最寒冷之處，是讓人看到了差別。
在飄著雪花的夜晚，我順著馬路往前走。那時城市裏剛剛時興羊皮衣，百貨商場的櫥窗裏展示著各式各樣的羊皮；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有駝色、藍色、紅色和黑色的羊皮……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皮帶子一紮，腰就細溜了，屁股一扭一扭，更顯臀肥。馬路上響著很時尚的“嘚兒、嘚兒”的節奏，圓潤飽滿的節奏，叫人春心蕩漾的節奏（後來，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時候，城裏已經沒人再穿羊皮了，它過時了，成了三陪小姐的著裝了）。那時，我的眼是在鄉村裏經過節儉訓練的，尚不敢亂看。
省城的路有經、緯之分，我從經一路一直走到經十路，爾後從緯九路拐到緯一路、和平路、文化路、黃河路、農業路、京廣大道……夜漸深了，天空飛舞著雪花。有燈光的夜晚雪花像粉色的天幔，洋洋灑灑，給女羊皮們那“嘚兒、嘚兒”的節奏輸送著溫文爾雅的詩意。可我，走著走著，卻聞到了一股薄荷的氣味。
燈光裏有針，有薄荷，一絲絲的。無論走到哪條路上，我都能聞到一股薄荷的氣味，那是從燈光裏冒出來的。我的腿很沉，越來越沉。可我的腦海一刻也沒有停止轉動，就像是大海撈針一樣，我先是使用了“聯想記憶法”，爾後又使用“排除記憶法”，“諧音記憶法”，甚至“油菜記憶法”，每到一個路口，我都站下來看一看路牌，爾後去想油菜的嘴臉……油菜，你到底在哪條街上呢？
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腦海裏浮現。我看見油菜揮著手，他手腕上的表明鋥鋥的，他說：“上海全鋼防震的。”這就是那個時期建築工油菜的時髦。這就是那個時期城市和鄉村的差別：燈光和狗咬，毛藍布和的確良。他穿著“的確良”、戴著“上海全鋼防震的”手表向我招手呢……走累的時候，我多次靠在電線杆上，靠著一份冰涼，小心地打量著這個城市。它會屬於我麼？
有一刻，我以為我想起來了，好像是嵩山路，我就問嵩山路；走到了嵩山路，我又覺得他說的好像是衡山路，爾後又是香山路，黃山路，榆樹街，椿樹街，鼓樓街，清虛街……街邊上，樓房裏的燈光一盞盞熄了，隻有路燈亮著。我還在走，很機械地走。我實在是不想走了，我累了，這已經不是疲憊，是麻木。我對自己說，再走一條路，隻一條。如果還找不到，我就調頭回去……我不停地對自己說，回車站吧，回火車站蹲一夜就是了。可我還是不甘心，我怎麼這麼笨呢？
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著寒森森的空氣，就像走在荒原上一樣，滿心的淒涼和荒蕪。路邊的商場已經關門了，連個借腳取暖的地方都沒有。路是陌生的，所有的臉都是陌生的。我在尋找一絲溫熱。那是一個小名叫油菜的人，你在哪裏？
此後我問我自己，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幾乎走了一個晚上，走了半個城市，執著地去尋找一個小名叫油菜的人？你怎麼就這麼傻，為什麼不先找一個小旅館住下呢？你還可以打打電話，找一找昔日裏的那些大學同學。可你連打電話的想法都沒有，你沒有“電話意識”。後來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鄉在推著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是找一份庇護。
也是過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順順利利地在城市裏生活，你必須擁有三要素：身份、單位、關係。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沒有“身份”，也沒有“單位”，再沒有“關係”，那麼你就成了一個漂泊者。城市就像是一個迷魂陣，隨時都會有危險。商人是最先明白這個道理的。早在幾百年前，精明的晉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陝會館”，這也許是他們有過許多沉痛教訓之後得出的經驗。哪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訊如此發達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許多辦事處，那其實就是一個為了辦事方便的“關係處”，一個據點。
我知道，在報紙上，人們都反對拉“關係”。豈不知，“關係”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壤，人們是最離不開“關係”的。尤其在精神世界裏，人們靠“關係”活著。馬克思就曾經說過：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於是，所有的反對者反對的都是別人，不是自己。沒有人反對自己。我還算幸運，在淩晨兩點二十七分，我終於找到了“關係”。
我是在一家建築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為了他的體麵，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頭告訴我說：有。有這麼個人。
建築工人吳有才睡在一棟正在施工中的七層樓（還沒有安裝門窗）的毛坯房裏。當他穿著褲衩子從床上跳下來，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時候，眼瞪得像牛蛋，嘴張得像簸箕，那兩隻手哆哆嗦嗦，像是大冬天握著兩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萬萬想不到這個時候還會有人來找他！
油菜傻了。
吳有才抱著兩隻膀子，凍得噝噝地說：丟，是丟（我兒時的小名）？你，你你你……怎麼來了？我說，看工地的老頭人不錯，說你在七樓。他說：是老朱吧？朱師傅，老鄉，一個縣的。說著，他趕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操，都兩點半了。你咋這時候摸來了？還沒、那個啥……吧？說著，他下意識地看了一眼還沒粉刷的牆，牆上楔著一個釘子，釘子上掛著一個提兜，提兜裏裝著他的碗筷。我說，都啥時候了，早吃過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說，讓來省城找你麼？他聽我說吃過飯了，一顆心放在狗肚裏了。說是啊，是啊。你怎麼不早點來呢？我說，我是來報到的，來晚了……他看著我，連聲說：先睡，都快三點了，趕緊睡吧。說著，他指了指對麵的一張床，說：這兒，就睡這兒。這狗日的請假回家了。
這時候，我一下子鬆下來了，渾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鋪了新鮮的穀草，床單是新洗過的，真軟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說話，必須說話，這是代價。
我們兩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家鄉體己話。為了能接住他的體己話，我用心支著眼皮，拚命保持著最後一絲清醒，好去接他的話頭。油菜的話就像是紛亂的線團一樣，七纏八繞，像是永遠沒有頭兒。我心裏說：油菜，你饒了我吧，讓我睡吧。
他絮絮叨叨地說：丟，畢業了？我說畢業了。他說：還是啥子研究生？我說是。他說：調省裏來了？我說是啊。他說：從今往後，你就是國家幹部了？我說……啊。他說：乖乖，大學教師？我說……啊。他突然坐起來，身上披著被子，兩腿一盤，說：丟，我差一點就當空軍了。空軍飛行員。我說，是……嗎？他說：不騙你，丟。我身上有癬。要不是我身上有癬，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給我治治，我就是飛行員了。我說：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說：當初，二嬸給我說個媒，兔子家還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個屁……丟，老蔡那狗日的還當著支書呢？他老三閨女真不像他親生的，水靈靈的，瓷白……我嗯著嗯著，我的心已經睡著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第二天早上，油菜請我吃了一頓大餐：豆漿、燒餅、油條、胡辣湯還有醬鹹菜。爾後，我正式去學院報到了……報到後，我終於在省城分到了一個床位。
一間房子，住三個人，有我一個床位。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氣味和特點。
你聞到這個城市的氣味了麼？風裏、空氣裏是不是有點沙？有沙吧。
這是一座毗鄰黃河的城市，關於黃河的曆史記憶就含在那有沙的氣味裏。在時間裏，沙已被磨成了麵兒，顆粒很小很小，可它還是沙的味道。帶一點磣，一點澀，一點水腥，一點甜，一點點兒鹹。這裏還是“十字路口”，一個國家的十字路口。這裏有貫穿東西南北的鐵路線和飛機航線。更早的時候，它還有黃、淮兩條水路……四通八達。就此你明白了吧，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雖然是一個“十字路口”，可它的曆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說的程度。那就單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著南來北往的人。這是一個叫人淡忘記憶的地方，也是一個喜新厭舊的地方。它的商業氛圍是含在骨頭縫兒裏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種一次性交易、不要回頭客的做派。但一旦待的時間長了，它又是寬容的、保守的、有情有義的。
我曾認真研究過這座平原上的城市，雖然它交通發達，可它又處於中原腹地，其生活節奏自然比一線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慢半拍。生活節奏一慢，人情往來就多，人事關係就相對地要複雜一些。這裏的人事關係是由一個個“單位”組成的。單位又與單位相互交叉輻射，一級一級的，成了一個個由人與單位，人與家庭、樓房、街道組成的網。白天裏“單位”是魂，人活在一個一個的單位裏；到了夜晚，燈光就是魂了。燈光聚攏人氣，給人以方向。如果沒有燈，城就死了。我很慶幸，我是個有單位的人。
剛進省城的時候，我曾經問過很多人：我臉上刻有字麼？
同事都笑著說，沒有。沒有。可為什麼連賣早點的小販都用那樣的眼光打量我，說新來的？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怎麼就不能是城裏人呢？我是學院的老師了。我已經上了戶口，轉了關係，有了單位，還怎麼著？
報到後的第五天，我去學院的電工房借一把鉗子。我住的地方離電工房鍋爐房很近，整天嗡嗡響，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風就呱呱嗒嗒響的窗戶，就近借把鉗子用用。誰知電工房的師傅看了我一眼，說：你誰呀？我說我是這個學院的老師。他冷冷地說：新來的吧？我說：是。他馬上說：沒有。其實，我看見鉗子了，鉗子就插在牆上的電工包裏……我賠著小心，說：師傅，我就用一下，一會兒就給你送來。他低著頭，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說：沒有。不借。我前天還見他對辦公室管後勤的一個小職員點頭哈腰的，小跑著去給人家換燈泡去了……我頓時火冒三丈，這不是欺生麼？我扭頭就走，到商店裏花三塊五毛錢買了一把……不為鉗子，為尊嚴。
初來時，我有一年的實習期，是係裏的助教。我的態度很好：上班第一個來，打水掃地抹桌子；下班最後一個走。我見人就點頭，恭恭敬敬地對長者微笑……走在學院的路上，一個老教授突然扭過頭來，對我說：小豆子，我家的紙箱子……噢，新來的？我很沮喪。我怎麼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黑麼？我回房照了照鏡子，我像新來的麼？我“新”在什麼地方？
我得承認，我是一匹狼。我心裏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圖披上“羊皮”的狼。我混進了城裏，可我在城裏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態。我說過了，我見人就點頭，微笑。但點頭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學問的都是“刺蝟”，要有距離感。不能過於近，過於巴結，不能涎著臉對人笑，要似點似不點，就像見了老熟人一樣，淺淺地點，有親切的意味又不討人嫌。這且得練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裏的五穀雜糧和百家奶喂出來的。為了融進這座城市，我開始不斷地修正自己。我發現，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這也許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種表現。我得慢下來，做出一種氣定神閑的樣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會顯得遲疑，大門口的門崗馬上就會攔住你問：找誰呢？我的胳肢窩裏還得適度地夾上兩本書，兩眼目視前方，似看似不看，這就對了。這種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練了好一陣子。晚上，我獨自一人在校園裏走來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種從容……
在我正式成為披著羊皮的“狼”之前，我還需要適度的“包裝”。那時候，“包裝”是一個新詞，還沒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實踐中最先發現的。於是，拿到工資後，我給自己添了幾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車站附近的批發市場上買的，大多是仿名牌。這沒人能看出來。這樣，我走在學院裏，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沒人再說我是新來的了。雖然，在這座城市裏，我隻有一個床位。
我開始大量地閱讀，我所有的閑暇都泡在了圖書館裏。八十年代是一個讀書的時代，國內國外所有的新書我都找來讀。從曆史到文學、哲學、心理學，一直到世界各國的名人傳記；從黑格爾到莎士比亞，從希特勒到尼克鬆，從蓬皮杜到田中角榮，我逮誰讀誰，一邊讀一邊記筆記……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學裏，一個沒有學問的人是很難混下去的。我還知道，對付城裏人，舌頭上必須有新詞。
學院後邊有一工字樓，也叫朝陽房。工字樓坐北朝南，采光很好。上邊是古色帶簷筒子瓦，下邊是古色紅牆，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圓柱，樓道裏鋪著紅木地板，樸中透著貴氣，顯得厚實，莊重。前邊還有兩個幾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樹，朱牆上爬滿了紅葉，那是一棟教授級別才能住的樓，每戶都是三室一廳。不時有穿著紅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著買菜的籃子，“呱嗒、呱嗒”地從樓道裏走出來……那就是我奮鬥的目標。
我的機會來了。一個副教授，在臨上課時突然病了。我作為臨時救場的“替補”被係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課。我問講什麼？係主任說：老周的講義在桌上放著，你替下來就行。係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訴我說，這屆學生底子薄，你隻管放開……於是，我就這麼“匆匆”上了講台。
說老實話，我並不“匆匆”，我是早有準備。
沒想到，我的第一課是在學院最大的梯形教室裏上的。那是一堂大課，我帶著我的筆記本進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約三四百名學生，最開初時亂嚷嚷的……現在，我已忘記我到底講了些什麼了。開始，一看那麼多人，我有點慌。可我記住了一句話，我童年裏大隊支書蔡國寅說過的話。他說，球，你一旦站在台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撲啷頭大白菜！我豁出來了，我是對著一地的撲啷頭白菜講的那堂課……臨進教室前，我在教研室裏偷偷翻了老周的講義。老周他五十九歲了，講的都是些“文革”前老掉牙的東西。而我，講的全是新東西。我慷慨激昂地給學生們上了一課！
站在梯形教室的講台上，沉默了三秒鍾之後，我在黑板上寫下了三個大字：吳誌鵬。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們不認識。我想，從今以後，他們就認識了。這也是我童年的老師——“慢毒藥”先生告訴我的。我說：同學們，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創作《共產黨宣言》時說過的一句話，你們知道麼……南北戰爭時期，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說》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什麼，你們知道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議會時，在即席演說中講的最著名的一句話，你們知道是什麼？（我心裏說，白菜們，我得先把你們嚇住。）……於是，我放開喉嚨，一直講到下課鈴聲響的時候，同學們仍瞪著眼在教室裏坐著……爾後是雷鳴般的掌聲。
下課了，學生們忽一下全圍上來了。女同學亂紛紛地拿出筆記本向我提問題。她們一個個甜甜地叫著：吳老師！吳老師！吳老師我問你一個問題可以麼……說實話，這時候我的賊心悄悄地溜出來了，我看似漫不經心而又十分敏銳地打量著這些女大學生，我的“第三隻眼”在尋覓、掃描著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鴨蛋臉兒？蘋果臉？籠煙眉？柳葉眉？要是有可能的話，我會……可我必須矜持。我告誡自己：要矜持。
那個日子我至今不會忘記。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課後的第七天。三個“七”，所以我記住了。那天下午，一個女學生來到了我的寢室。她敲門的聲音非常優雅，富有彈性，像打電報一樣，“嗒嗒、嗒嗒”，兩下一節，一共敲了四下。當我拉開門的時候，一股香味隨著陽光撲進來。那不是化妝品的香味，那是帶有夏日陽光的女人的肉味，鮮活的、生動的、甜的。她背對著陽光，金燦燦地立在那裏。她身上穿著一紅色的短袖連衣裙，兩隻臂膀上的皮膚閃動著象牙般的光澤。她靜靜地站在門前，在她身上，陽光是流動著的，就像是鍍了陽光的金色液體，熠熠地環繞著一個美麗的活色生香的女人。一個按現在的說法，叫有態兒、有範兒的女人。我覺得連陽光都醉了。是的，先有光線和味道撲過來，爾後才是活色生香。那氣息準確地告訴我，那是可以點亮整個世界的、熟了的氣息。就像是櫻桃，向陽坡的，鮮豔欲滴的。就像是葡萄，吐魯番的，晶瑩剔透的，熟了的玉色。那麼，一個女人熟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那幾乎是幾何級的果實了……此時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個字：蓬蓽生輝。我明白了，那是專對女人的，隻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間屋子。
她說：吳老師，我是外語係的，聽過你的課。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悶棍，我的神思還沒有轉回來，我“噢、噢”了兩聲。
她說：對不起，打攪你了吧？
我說：噢噢……爾後又急忙更正：沒沒沒，沒有。
她笑了。她的笑容像“蜜製三刀”，那是我童年裏最愛吃的一種小點心。她聽出了我的混亂。她的眼睫毛很長，眼睛大大的，像鹿一樣。嘴也大，嘴唇肉肉的，紅鮮鮮的，牙齒很白，笑意在嘴角上含著，鼻尖上亮著細細的汗珠，一切都亮著，飽含著汁液，飽含著韻致和味道，好像隨時可以溢出來。真好！櫻桃熟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