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老人十分懷念中國。森茂看完《駱駝祥子》，說：“又回到熟悉的老地方了，西直門、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躍在他的腦海中。
1977年，森茂懷著無限的思念給蘇凡夫婦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想念的蘇凡、田華先生：
你們好！去年十一月剛剛見到田華，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給我們的來信，後天可能是會見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平常憂慮著你們的祖國變化太大，痛苦的事情很多。這次得到你們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給我們信裏說的那樣親熱，我深深地感謝你們。我一夜睡不著，因為過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馬燈似地走來走去，而感動得流淚！與你們老朋友般一起過日子的光景，好像電影一樣照出來！回憶到往事，或緊張或愉快。多麼有意義的生活！我這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頭兒，我平常對我妻子和女兒說，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價值的時間，比得過高貴的寶石！但是我那時候，工作上、生活上、態度上不大好，所以給領導增添了許多的麻煩，對不起你們了。可是我決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們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堅決地戰鬥精神，我必須要學習你們。
壯闊美麗的天安門大宮燈的紅光，在我腦子裏還在不斷地往來往去……
森茂盼望再有機會去中國。
肖野也寫了一封信。他說：“我們的戰鬥友誼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時間的友誼，時間是無法計算我們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時間還是顯得太長了。”
田華從日本訪問回國後，聶榮臻元帥邀請田華夫婦來家中做客。蘇凡和田華把肖野和森茂的情況告訴了聶帥。蘇凡說：“人家為我們開國大典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應當表示感謝，能不能請兩位日本朋友來一下。”
“你們寫個報告，我批給王炳南。”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同意了。
王炳南當時是對外文委的負責人，主持日常工作。
蘇凡和田華左商量右商量，覺得難以下筆。“我們兩個算什麼，怎麼能起草邀請報告？”以後，蘇凡又把這事兒與原北影廠長汪洋談過，也與戰友文工團的老團長劉佳談過。但是重返中國對於兩位日本老人來說，無論財力還是體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總是存在著遺憾。
開國大典的《入場須知》
在開國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閱兵典禮，也有群眾隊伍遊行。隨著大典的一天天臨近，軍隊在加緊訓練，參加大會遊行的群眾也演練了幾次。
第一次演練時，幾十萬人聚集在天安門。由於夜晚光線很弱，雖然廣場已安裝了三排24盞普通燈，圍牆的幾個門洞也裝上了吊燈和馬燈，甚至還有探照燈，但幾十萬人一練，隊形很快就亂了套，人與人亂擠在一起，誰也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擔任閱兵總指揮的聶榮臻看到這種局麵，對負責組織群眾遊行的肖鬆說：“這樣太亂了，不行，還要另想辦法才行。”
肖鬆感到圖紙上設計的隊形隻能紙上談兵，拿來一用就亂。於是有人出了個主意：用石灰漿規劃場地，編上號碼，確定哪支隊伍站在哪一號，按號入座。
從此，天安門廣場上的方磚都編上了號碼。
為了遊行時指揮的便利，廣場上設有三個學生分指揮站、三個工人分指揮站和一個市民分指揮站。各站都有電話通向總指揮部。
大會總指揮部則設在天安門前麵的東側。
在天安門西側則專門設有學生機關工人聯合分指揮部。
整個會場的指揮係統十分嚴密。
參加遊行的各單位還推選出領隊一人，副領隊若幹人。領隊和副領隊的左臂上佩帶著紅色袖章。
領隊還要填一張簡單的表格，寫上單位名稱，參加大會的人數和領隊本人的姓名，在進入會場時，把表格交給入口指揮部。
經統計，參加開國大典的人達30萬。
為了保證這30萬人在廣場上能秩序井然，有條不紊，總指揮部製訂了一份《入場須知》，共規定了5條，應當說考慮得很周到了。
然而，考慮得再周到的事往往也會有疏漏之處。
北平第一任市委書記彭真在考慮開國大典群眾遊行問題時，發現了一個漏洞。
那是在開國大典前夕，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廳裏正在召開一個各方代表大會，討論參加慶祝的各單位人數、成幾路隊形等問題，也研究了入場須知。
會議快結束時，彭真突然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遊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後，在西三座門那裏散了攤子，怎麼處理？”
大家一聽彭真的話，真感到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前麵的人把路堵死了，後麵的人走不動，都擁擠在天安門，豈不把整個開國大典弄得亂了套了嗎？
這時，彭真打了個手勢，說：“我們應該這麼辦，即在東西兩側三座門要分別派人把守。特別是西三座門，要派責任心強的人。隊伍一出西三座門，就要督促他們跑步疏散。”
彭真講完後，立即把這個任務交給華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唐延傑。唐延傑則委派作訓處副處長王文治帶一個參謀去承擔此項任務。
開國大典那天，果然發生了彭真所預料的情況。因事先有準備，隊伍沒有出現混亂。
30萬人同飲開國酒
1931年11月瑞金的開國大典後，中國革命經過18年的艱苦卓絕的曆程，終於推翻了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奪取了全國的勝利。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又迎來了在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
1949年10月1日，不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而且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對於有五百年曆史的天安門來說，更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這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之日，是中華民族的新生之日。
就在這一天，北平正式成為了北京，再一次成為國都。它告別了古老的歲月，重新煥發起青春的年華。
就在這一天，北京城裏30萬各界群眾來到了天安門廣場，迎接中華民族一個最偉大的曆史時刻的到來。
站在廣場上的有工人隊伍，農民隊伍，學生隊伍，機關幹部隊伍和其他各界代表。
在工人隊伍中，有一支隊伍是長辛店鐵路工人。
長辛店工人有著光榮的鬥爭傳統。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鄧中夏等人就來到長辛店，開展工人運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工人中來。1923年2月7日，長辛店工人參加了京漢鐵路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後，長辛店工人繼續堅持鬥爭，終於在1948年底迎來了光明。
1948年12月14日，是長辛店鐵路工人永生難忘的日子。在這一天，受盡磨難的工人徹底脫離苦難、開始當家做主人。
這一天的清晨，太陽從永定河的對岸升起，耀目的曙光照亮了長辛店。人們開門一看，街頭巷尾站滿了穿著黃綠色軍裝、戴著軍帽的解放軍戰士。戰士們一聲聲“大叔”“大嬸”地打招呼，工人及其家屬個個喜笑顏開，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隊伍來了！
第二天早晨，工廠照例地響起了汽笛，工人們喜氣洋洋地上了班。軍事接管組的幹部對工人們說：“二七大罷工時，共產黨就在這裏領導，現在又回來了，從今天起，大家解放了！”
孫茂林、左士俊、杭寶華、孫寶玉等“二七”老工人們親熱地圍著接管組的同誌們，像見了久別的親人一樣高興地互相問候、談笑。高起、陳境等一些地下黨員看到接管工廠的還有自己的老上級，更是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