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早日進行談判，人民解放軍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於10月6日發起昌都戰役。按照預定計劃，進藏部隊分南北兩線作戰。北線集中4個團的兵力，由鄧柯一線渡過波濤洶湧的金沙江，分頭向昌都攻擊前進；其中1個團協同由玉樹南下的青海騎兵支隊，向昌都以西實行千裏迂回。戰士們昌著冰雪嚴寒，翻山越嶺，不顧空氣稀薄、饑餓掉隊，以連續數十小時的急行軍，進至昌都西北要隘類烏齊，繼以騎兵向南疾馳，先敵一步搶占恩達，切斷了昌都藏軍西撤退路。南線解放軍2個團由康西巴安渡過金沙江，迅速攻克鹽井、寧靜，直出邦達、八宿，堵住藏軍南逃察隅之路。
人民解放軍神勇渡江的消息，使昌都城陷入一片混亂。在寒冷的昂曲河邊，法號嗚咽，鼓鈸齊鳴。這一片喧囂混亂的局麵，在新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噶倫心頭激起陣陣悲愴。他受命到昌都之前，就曾主張去找解放軍談判，卻並不為噶廈所接受；他不得不於8月29日趕到昌都赴任，先是巡查江防、考察民情，再次向噶廈建議：“藏漢雙方最好和平解決”，藏軍“應先從邊境一帶撤出所有部隊”。但是，噶廈拒絕采納他的建議，使他陷於一籌莫展的境地。
10月12日，藏軍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人在昌都以南的寧靜宣布起義。消息傳來，如雪崩一般動搖了昌都藏軍的軍心。眼見解放軍已形成鉗擊昌都的態勢，類烏齊後方也出現了神出鬼沒的漢人騎兵，早就不願抵抗的阿沛總管決定棄城，率藏軍4個代本和總署機關、衛隊於19日退出昌都，向恩達撤退。當發現西撤拉薩之路已被解放軍切斷時，藏軍急忙改道向南，又被搶先抵達宗驛山的解放軍截斷退路。20日，阿沛？阿旺晉美噶倫毅然宣布起義，命令所部2700餘名官兵停止抵抗，向解放軍投誠。24日，昌都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包括爭取起義）5700餘人，約占藏軍總數2/3，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並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昌都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和西藏親帝分裂勢力企圖以武力頑抗的迷夢，加速了西藏上層集團的分化，為和平解放西藏鋪平了道路。
達賴喇嘛親政與遷徙亞東
昌都之戰給西藏上層集團以強烈的震撼，同時在印度洋、大西洋彼岸掀起一陣軒然大波。10月28日，印度政府照會中國政府，竟稱：“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認為是可悲可歎的”；11月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也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行動是“侵略”，“是一件最不幸最嚴重的事件”。《紐約時報》則發表社論，敦促聯合國“幹預”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嚴正駁斥美國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是完全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在中國駐印大使關於同印度外交部次長談西藏問題的報告上，毛澤東筆走龍蛇地寫了如下批語：“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聯合國大會總務委員會經討論，擱置了受美國指使提交的所謂對“入侵”西藏問題“采取適當步驟”的提案……
在雪域拉薩，戒備森嚴的布達拉宮籠罩著緊張而恐懼的氣氛。噶廈官員和三大寺堪布緊急開會研究對策，親帝派分離主義分子堅持讓滯留印度的夏格巴與我駐印使館周旋拖延，並敦請印度政府出麵幹涉；同時，策劃挾持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噶倫然巴和以三大寺為代表的親祖國派堅決反對這種繼續分裂的行徑，主張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雙方激烈論爭，相持不下，隻好決定請乃窮、噶東兩寺的神漢來占卜凶吉，指點迷津。兩寺的護法神漢被迎請到布達拉宮達賴喇嘛的神殿，手舞足蹈輪流跳演了好一個時辰，也說不清是和是戰，由誰來掌管政教大權。眾官員麵麵相覷，神色沮喪，急忙聲稱此係西藏政教存亡、眾生命運的大事，務請神明睜開慧眼，給以明示。幾經折騰之後，噶東神漢突然跪倒在達賴喇嘛座前，口稱“隻有佛爺親自掌權，才能禳解災難，維持政教昌隆。”攝政達紮無奈提出辭職。
11月17日（藏曆十月八日），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丹登嘉措舉行了親政典禮。在1950年這個多事之秋，時年17歲的達賴喇嘛接受了全藏的政教事務大權。他首先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表示他未成年之時，發生了漢藏衝突，甚感痛心，盼望毛主席關懷，施恩於他本人和全體西藏人民。這時，昌都總管署派特使快馬加鞭，日夜兼程，長驅1000多公裏，送來阿沛？阿旺晉美等40位官員聯名寫給達賴喇嘛的信件。信中詳細稟報了藏軍官兵投誠後受到解放軍良好禮遇，指出目前漢藏和談是個時機，一切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商談決定，等等。可是，噶廈大員卻不願相信昌都發生的事實，他們一麵派遣兩名四品官去昌都，和阿沛一道同解放軍指揮官試探談判；一麵和三大寺代表秘密開會，在神前打卦抽簽，竟決定達賴喇嘛不宜久居拉薩，而應出走印度，投靠英國和美國的朋友，以保證西藏政教不致衰敗。剛剛親政的達賴不得不聽憑大活佛和大貴族的擺布，於藏曆十一月十一日淩晨2時，換上普通人服裝，秘密離開了布達拉宮。達賴一行30多名官員在300多名藏軍護衛下，於風雪交加之夜沿拉薩河穀向南疾行，一路渡過雅魯藏布江，含辛茹苦抵達藏南重鎮亞東。不料原來承諾接待達賴喇嘛的印度政府，卻懾於中國政府的警告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不敢明目張膽地策應達賴出逃，隻同意達賴作為難民去印度避難。局勢的遽然演變，使達賴一行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尷尬境地。
1951年1月，轉眼又是一個春天。滯留亞東的噶廈在喜馬拉雅山下的邊境小鎮東噶召集官員會議，由夏格巴講述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轉達的英、美等國的意見，均表示當前形勢下難以為西藏政府提供實際援助。曾幾何時，這些“友好國家”一味鼓動噶廈挾武力頑抗，此刻卻不約而同地聲稱“看來西藏政府能過和平談判是上策”，令噶廈官員們大失所望。西方朋友終歸靠不住，武裝力量又無法進行抵抗，官員會議經反複權衡利弊，總算認請時勢，決定派阿沛和從拉薩前往的兩名官員去北京談判，同時由亞東增派兩名代表取道印度赴京。這是自1949年“驅漢事件”以來，噶廈政府作出的最為明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