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成功的一個前提是苦難生活的磨礪：繼母的寡恩，使他養成自立的性格；馬市的交易，使他大開眼界；父、祖蒙難，刺激他毅然擺脫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之路。
努爾哈赤後來統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統治的衰落與腐朽。因為建州女真畢竟是明朝全國政治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進退，要受明朝總政治形勢的製約和影響。當中央王朝強固之時，少數民族首領起而稱雄統一，是不可能的。董山被殺即是例證。當中央王朝衰落之時，少數民族首領起兵統一稱雄，則是可能的。到努爾哈赤降生的時候，明王朝已經像一座柱斜梁傾的大廈，岌岌乎將要倒塌。明嘉靖朝的敗落腐朽，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麵、四個焦點——外部的“南倭”與“北虜”和內部的“廷衰”與“邊弛”，明王朝已經到了內外交困、四麵楚歌的局麵。
“南倭”與“北虜”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匱竭。“南倭”之患，明初以來，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間，千裏濱海，同時告警。倭寇闖入，燒殺搶掠，許多城鄉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長期進行禦倭戰爭，歲無寧日，重耗庫藏。
“北虜”之患，正統之後，尤為劇烈。正統己巳之變與嘉靖庚戌之變，皇帝被俘，京師被困，聲威大減，元氣大傷。其時，“宣、大、山西有俺答諸部，陝西三邊有吉能諸部，薊、遼有土蠻及黃台吉支黨”（《明神宗實錄》第9卷），內中俺答成為嘉靖朝肘腋之患。僅在努爾哈赤出生的前後十餘年間，蒙古兵屢犯京畿，京師五次戒嚴。宣大總督方逢時疏言：“俺答益稱雄桀，攻克諸部，虎踞朔庭，東連察罕，西脅番回，五十餘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於征輸，邊鄙之民，死於鋒鏑……致我三軍戰鬥，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廓丘墟，芻糧耗竭，外罹慘禍，內虞他梗，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之旰食。”（《明神宗實錄》內閣文庫本，第5卷）明廷為抵禦俺答汗騎兵南犯，“增兵增餉，選衛修垣，萬姓疲勞，海內虛耗”（《明神宗實錄》第67卷）。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變”後，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發京邊用銀共三千一百七十一萬餘兩；其時“浙直以被倭，川貴以采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諸軍興征發停格，即歲入二百萬之額且虧其三之一”（《明世宗實錄》第456卷）。即每年實際歲入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兩，而支出卻達四百五十餘萬兩。盡管後來俺答納款貢市，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天下財賦歲入還過四百萬，北虜款貢侵淫至今歲費三百六十萬，罄天下之財，僅足以當虜貢”（《明神宗實錄》第262卷）。
“南倭”與“北虜”之患連年不斷，使得明朝兵馬疲憊，帑藏（tǎngzàng，國庫）匱竭，“百姓嗷嗷，海內騷動”（《明世宗實錄》第351卷）。曆史表明，“南倭”與“北虜”是嘉靖朝沒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與“邊弛”則是嘉靖朝沒落的重要內在因素。
“廷衰”與“邊馳”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內朽外虛。嘉靖帝一意修玄，大興土木，生活糜爛，敗壞吏製。他好鬼神事，日事齋醮。道士邵元節投其所好，預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帶，“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明史·邵元節傳》第307卷）。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庫，以符水禱祀見幸，“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後加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傳》第307卷）。甚至罷官閑居十餘年的原參議顧可學，自言能煉男女之尿為長生藥，因得“超拜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明史·顧可學傳》第307卷）。時人有“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之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