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大廈將傾(1 / 2)

努爾哈赤成功的一個前提是苦難生活的磨礪:繼母的寡恩,使他養成自立的性格;馬市的交易,使他大開眼界;父、祖蒙難,刺激他毅然擺脫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之路。

努爾哈赤後來統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統治的衰落與腐朽。因為建州女真畢竟是明朝全國政治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進退,要受明朝總政治形勢的製約和影響。當中央王朝強固之時,少數民族首領起而稱雄統一,是不可能的。董山被殺即是例證。當中央王朝衰落之時,少數民族首領起兵統一稱雄,則是可能的。到努爾哈赤降生的時候,明王朝已經像一座柱斜梁傾的大廈,岌岌乎將要倒塌。明嘉靖朝的敗落腐朽,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麵、四個焦點——外部的“南倭”與“北虜”和內部的“廷衰”與“邊弛”,明王朝已經到了內外交困、四麵楚歌的局麵。

“南倭”與“北虜”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匱竭。“南倭”之患,明初以來,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間,千裏濱海,同時告警。倭寇闖入,燒殺搶掠,許多城鄉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長期進行禦倭戰爭,歲無寧日,重耗庫藏。

“北虜”之患,正統之後,尤為劇烈。正統己巳之變與嘉靖庚戌之變,皇帝被俘,京師被困,聲威大減,元氣大傷。其時,“宣、大、山西有俺答諸部,陝西三邊有吉能諸部,薊、遼有土蠻及黃台吉支黨”(《明神宗實錄》第9卷),內中俺答成為嘉靖朝肘腋之患。僅在努爾哈赤出生的前後十餘年間,蒙古兵屢犯京畿,京師五次戒嚴。宣大總督方逢時疏言:“俺答益稱雄桀,攻克諸部,虎踞朔庭,東連察罕,西脅番回,五十餘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於征輸,邊鄙之民,死於鋒鏑……致我三軍戰鬥,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廓丘墟,芻糧耗竭,外罹慘禍,內虞他梗,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之旰食。”(《明神宗實錄》內閣文庫本,第5卷)明廷為抵禦俺答汗騎兵南犯,“增兵增餉,選衛修垣,萬姓疲勞,海內虛耗”(《明神宗實錄》第67卷)。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變”後,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發京邊用銀共三千一百七十一萬餘兩;其時“浙直以被倭,川貴以采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諸軍興征發停格,即歲入二百萬之額且虧其三之一”(《明世宗實錄》第456卷)。即每年實際歲入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兩,而支出卻達四百五十餘萬兩。盡管後來俺答納款貢市,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天下財賦歲入還過四百萬,北虜款貢侵淫至今歲費三百六十萬,罄天下之財,僅足以當虜貢”(《明神宗實錄》第262卷)。

“南倭”與“北虜”之患連年不斷,使得明朝兵馬疲憊,帑藏(tǎngzàng,國庫)匱竭,“百姓嗷嗷,海內騷動”(《明世宗實錄》第351卷)。曆史表明,“南倭”與“北虜”是嘉靖朝沒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與“邊弛”則是嘉靖朝沒落的重要內在因素。

“廷衰”與“邊馳”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內朽外虛。嘉靖帝一意修玄,大興土木,生活糜爛,敗壞吏製。他好鬼神事,日事齋醮。道士邵元節投其所好,預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帶,“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明史·邵元節傳》第307卷)。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庫,以符水禱祀見幸,“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後加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傳》第307卷)。甚至罷官閑居十餘年的原參議顧可學,自言能煉男女之尿為長生藥,因得“超拜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明史·顧可學傳》第307卷)。時人有“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之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