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的二世祖是董山。在猛哥帖木兒及權豆被殺,董山被擄,柵舍被焚的翌年,凡察到北京“朝貢”。明朝對猛哥帖木兒、凡察兄弟,在斡木河事件中忠於朝廷的壯舉,給予肯定,並予升獎。猛哥帖木兒既已罹難,就封升凡察為都督僉事。
在斡木河之變中,建州左衛的衛印“失落”,朝廷重頒發建州左衛新印。於是,凡察繼猛哥帖木兒之後,成為建州左衛的掌印首領。然而,董山被擄後不久,得到毛憐衛指揮哈兒禿贖回。董山等被贖回後,家寨破敗,難以生存,便投靠凡察。董山和凡察因在斡木河不得安穩,十分艱難,奏請遷往遼東,與“李滿住(阿哈出之孫)一處住坐”。
先是,永樂二十一年(1423),李滿住因避兵亂,奏請移到婆豬江(即佟家江,今遼寧省桓仁滿族自治縣渾江地麵)一帶居住,得到明廷準許。翌年,建州衛都督李滿住率領四百餘戶移往婆豬江甕村等處居住。宣德八年(1433)六月,李滿住因遭朝鮮侵襲,由甕村遷到兀敕山北的吾彌府(今遼寧省桓仁縣古城子)。正統三年(1438)初,李滿住又率部遷徙到渾河上遊,“渾河水草便利,不近邊城,可令居住”(《明英宗實錄》第43卷)。六月再移住灶突山(今遼寧省新賓縣永陵鎮煙筒山),隨之而來的還有他的叔父猛哥不花領有的毛憐衛。
正統五年(1440)六月,董山和凡察經明廷允準,率所部三百餘戶,曆盡曲折,衝破阻撓,遷到渾河支流蘇克素滸(蘇子河)一帶,與李滿住合住在一起。董山和凡察遷居遼東婆豬江、蘇克素滸河地域表明,建州女真經過半個世紀的離合輾轉,又重新聚集在一處。這片群山環繞的蘇克素滸河穀地域,後來成為努爾哈赤崛起的基地。
凡察、董山遷到遼東蘇克素滸河地域後,凡察手中有建州左衛的新印,而董山手中有明廷給其父猛哥帖木兒的舊印,叔侄之間,一衛二印,便發生了“衛印之爭”。
董山是猛哥帖木兒的次子。他遷往蘇克素滸河時二十二歲,體格魁偉,儀表威嚴,所屬部眾,心多傾附。一衛新舊兩印,叔侄紛爭不已。《明英宗實錄》記載:
往聞猛哥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間又複頒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來朝雲,“舊印已獲”。近凡察來朝又奏,“欲留新印”。一衛二印,於法非宜。
凡察的新印既不願交,董山的舊印也不想交。正統七年(1442)二月,凡察和董山到京朝貢,朝廷作出解決“叔侄爭印”的新決策。《明英宗實錄》記載:
分建州左衛,設建州右衛,升都督僉事董山為都督同知,掌左衛事,都督僉事凡察為都督同知,掌右衛事。董山收掌舊印,凡察給新印收掌,並升建州左衛指揮使。
正統七年(1442),明政府分建州左衛為二,增設建州右衛,董山領建州左衛事,凡察掌建州右衛事。從此,建州女真分為建州衛、建州左衛和建州右衛,史稱“建州三衛”。時掌建州衛印的李滿住,娶權豆(董山之兄)的孀婦為妻;掌建州左衛印的董山,又求娶李滿住之女為妻。而建州右衛印信,則歸董山之叔凡察收掌。因此,雖有建州三衛之名,實際上他們卻居住一處,同族聯姻,都是明政府轄治下的建州女真部。建州三衛後來成為滿洲形成的核心,也是努爾哈赤崛起的大本營。
董山遷往蘇克素滸河三衛合住後,官至右都督,勢力複大振。他乘建州衛指揮使李滿住年邁之機,起而兼管三衛,頗有統一建州女真之勢。但是,明朝中期,國力強盛,明廷在加強對女真等族管轄的同時,又實行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就是使其“各有雄長,不使歸一”(《楊宗伯奏疏》第1卷,《明經世文編》),彼此掣肘,爾爭我殺。這種“分其枝,離其勢,互令爭長仇殺,以貽中國之安”(董其昌輯:《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明鈔本,第1卷)的政策,是明朝統治者對女真族的傳統政策。同時,明遼東鎮守太監、總兵官等,常對女真撫安無方,橫加勒索,濫殺貢使,“啟釁冒功”(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第99卷),這就激起女真首領的不滿,以“寇掠”相報複。明廷則派兵攻殺,朝鮮也相呼應。僅建州女真遷居遼東的半個世紀間,先後受到朝鮮三次(其中一次與明朝合軍)、明軍三次襲創。其中最為慘重的是繼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兒蒙難後,成化三年(1467)董山再度蒙難。
事難發生在明成化三年(1467),即丁亥年,故又稱成化丁亥之難。先是,董山等女真貴族借口反對明朝政府的壓迫,不時出兵遼東地區“犯搶”,掠奪耕牛、馬匹、衣物和人口,給遼東人民帶來災難。明廷的一份谘文中稱:“建州三衛女直,結構諸夷,悖逆天道,累犯遼東邊境,致廑聖慮,特命當職等統調大軍,搗其巢穴,絕其種類。”(朝鮮《李朝世祖大王實錄》第43卷)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衛都督同知董山,入京朝貢,返程被執,羈之廣寧(今遼寧北寧)。同年九月,明軍會同朝鮮軍,合攻建州,董山被殺於廣寧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