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的二世祖是董山。在猛哥帖木兒及權豆被殺，董山被擄，柵舍被焚的翌年，凡察到北京“朝貢”。明朝對猛哥帖木兒、凡察兄弟，在斡木河事件中忠於朝廷的壯舉，給予肯定，並予升獎。猛哥帖木兒既已罹難，就封升凡察為都督僉事。
在斡木河之變中，建州左衛的衛印“失落”，朝廷重頒發建州左衛新印。於是，凡察繼猛哥帖木兒之後，成為建州左衛的掌印首領。然而，董山被擄後不久，得到毛憐衛指揮哈兒禿贖回。董山等被贖回後，家寨破敗，難以生存，便投靠凡察。董山和凡察因在斡木河不得安穩，十分艱難，奏請遷往遼東，與“李滿住（阿哈出之孫）一處住坐”。
先是，永樂二十一年（1423），李滿住因避兵亂，奏請移到婆豬江（即佟家江，今遼寧省桓仁滿族自治縣渾江地麵）一帶居住，得到明廷準許。翌年，建州衛都督李滿住率領四百餘戶移往婆豬江甕村等處居住。宣德八年（1433）六月，李滿住因遭朝鮮侵襲，由甕村遷到兀敕山北的吾彌府（今遼寧省桓仁縣古城子）。正統三年（1438）初，李滿住又率部遷徙到渾河上遊，“渾河水草便利，不近邊城，可令居住”（《明英宗實錄》第43卷）。六月再移住灶突山（今遼寧省新賓縣永陵鎮煙筒山），隨之而來的還有他的叔父猛哥不花領有的毛憐衛。
正統五年（1440）六月，董山和凡察經明廷允準，率所部三百餘戶，曆盡曲折，衝破阻撓，遷到渾河支流蘇克素滸（蘇子河）一帶，與李滿住合住在一起。董山和凡察遷居遼東婆豬江、蘇克素滸河地域表明，建州女真經過半個世紀的離合輾轉，又重新聚集在一處。這片群山環繞的蘇克素滸河穀地域，後來成為努爾哈赤崛起的基地。
凡察、董山遷到遼東蘇克素滸河地域後，凡察手中有建州左衛的新印，而董山手中有明廷給其父猛哥帖木兒的舊印，叔侄之間，一衛二印，便發生了“衛印之爭”。
董山是猛哥帖木兒的次子。他遷往蘇克素滸河時二十二歲，體格魁偉，儀表威嚴，所屬部眾，心多傾附。一衛新舊兩印，叔侄紛爭不已。《明英宗實錄》記載：
往聞猛哥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間又複頒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來朝雲，“舊印已獲”。近凡察來朝又奏，“欲留新印”。一衛二印，於法非宜。
凡察的新印既不願交，董山的舊印也不想交。正統七年（1442）二月，凡察和董山到京朝貢，朝廷作出解決“叔侄爭印”的新決策。《明英宗實錄》記載：
分建州左衛，設建州右衛，升都督僉事董山為都督同知，掌左衛事，都督僉事凡察為都督同知，掌右衛事。董山收掌舊印，凡察給新印收掌，並升建州左衛指揮使。
正統七年（1442），明政府分建州左衛為二，增設建州右衛，董山領建州左衛事，凡察掌建州右衛事。從此，建州女真分為建州衛、建州左衛和建州右衛，史稱“建州三衛”。時掌建州衛印的李滿住，娶權豆（董山之兄）的孀婦為妻；掌建州左衛印的董山，又求娶李滿住之女為妻。而建州右衛印信，則歸董山之叔凡察收掌。因此，雖有建州三衛之名，實際上他們卻居住一處，同族聯姻，都是明政府轄治下的建州女真部。建州三衛後來成為滿洲形成的核心，也是努爾哈赤崛起的大本營。
董山遷往蘇克素滸河三衛合住後，官至右都督，勢力複大振。他乘建州衛指揮使李滿住年邁之機，起而兼管三衛，頗有統一建州女真之勢。但是，明朝中期，國力強盛，明廷在加強對女真等族管轄的同時，又實行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就是使其“各有雄長，不使歸一”（《楊宗伯奏疏》第1卷，《明經世文編》），彼此掣肘，爾爭我殺。這種“分其枝，離其勢，互令爭長仇殺，以貽中國之安”（董其昌輯：《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明鈔本，第1卷）的政策，是明朝統治者對女真族的傳統政策。同時，明遼東鎮守太監、總兵官等，常對女真撫安無方，橫加勒索，濫殺貢使，“啟釁冒功”（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第99卷），這就激起女真首領的不滿，以“寇掠”相報複。明廷則派兵攻殺，朝鮮也相呼應。僅建州女真遷居遼東的半個世紀間，先後受到朝鮮三次（其中一次與明朝合軍）、明軍三次襲創。其中最為慘重的是繼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兒蒙難後，成化三年（1467）董山再度蒙難。
事難發生在明成化三年（1467），即丁亥年，故又稱成化丁亥之難。先是，董山等女真貴族借口反對明朝政府的壓迫，不時出兵遼東地區“犯搶”，掠奪耕牛、馬匹、衣物和人口，給遼東人民帶來災難。明廷的一份谘文中稱：“建州三衛女直，結構諸夷，悖逆天道，累犯遼東邊境，致廑聖慮，特命當職等統調大軍，搗其巢穴，絕其種類。”（朝鮮《李朝世祖大王實錄》第43卷）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衛都督同知董山，入京朝貢，返程被執，羈之廣寧（今遼寧北寧）。同年九月，明軍會同朝鮮軍，合攻建州，董山被殺於廣寧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