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金汗努爾哈赤的“計丁授田”和“按丁編莊”，對於滿洲社會完成由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對於遼東地區相當發達的封建經濟，又是一次曆史的洄漩。
建州女真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努爾哈赤在曆史政治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壯活劇的物質基礎。
女真奴隸製已有長久的曆史。明初的建州女真，奴隸製經濟形態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它既出現了封建製因素，也保留著氏族製殘餘。在女真奴隸製形態下，奴隸的主要來源是虜掠：“劫掠人口、牛馬、財產，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李朝世宗實錄》第60卷）這是因為，“野人之俗，不相為奴，必虜漢人，互相買賣使喚”（《燕山君日記》第17卷）。所以奴隸也叫“使喚人口”。據明朝遼東六件《信牌檔》的不完全統計，僅永樂二十一年（1423），被虜人口竟達一千零八十九人。但女真內部也有少量債務奴隸或罪犯奴隸。此外，奴隸即阿哈被允許結婚後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隸。
女真奴隸主經常剽掠漢人和朝鮮人賣作阿哈。據朝鮮史書記載，許多遼東漢人“被童猛哥貼木兒擄掠到阿木河為奴使喚”（《李朝世宗實錄》第36卷）。奴隸既用於家內使喚，又用於農耕、漁獵、畜牧、采集等生產方麵，也用之於經商，做“貿易使喚人”。在猛哥帖木兒的斡木河時期，由於建州女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明朝和朝鮮封建經濟的影響，在其奴隸占有製經濟形態中，已經出現了封建因素。斡木河地區社會生產組織是封建製的。猛哥帖木兒在這裏擁有大量的耕牛和農器，從事農耕。朝鮮史書記載，建州女真人，耕田交租，或“服役納賦，無異於編戶”（《李朝太祖實錄》第8卷）。這就為後來努爾哈赤進行社會改革播下了種子。
建州女真輾轉遷徙至蘇克素滸河、渾河流域之後，這裏的土壤和氣候比較適宜農業生產；與撫順毗鄰，受漢族高度發達封建經濟的影響；漢人的大批流入，以及通過“朝貢”和“馬市”換回大量鐵製農器與耕牛，使女真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耕牛和農器為建州女真“所恃以為生”。早在天順三年（1459），建州衛頭目從北京返回舊居時，“沿途買牛，帶回耕種”（《明英宗實錄》第300卷）。到萬曆初年，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買回的耕牛、農器數量是很大的。如萬曆十二年（1584）三月的十七次農具交易，女真人買進鐵鏵四千三百八十八件，其中一次為一千一百一十三件；同月二十九次買牛交易，買進耕牛四百三十頭，其中一次為九十七頭（東北檔案館藏：明檔乙107）；同月的二十七次交易，參加的女真人共有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人，平均每次五百一十人，最多的一次達一千一百八十人。
同時，建州等衛女真人到北京“朝貢”，人數眾多，“借貢興販，顯以規利”（《明神宗實錄》第495卷）。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祖宗朝建州、海西諸夷世受撫馭，故進貢許一年一次，每次貢夷數逾千名，天順、成化間為其供費浩繁，量議裁減，嗣後仍複加至一千五百名”（《明神宗實錄》第530卷）。即到萬曆中期，“海西每貢千人，建州每貢五百人”（《明神宗實錄》第373卷）。他們車輛輻輳，彙聚京師，熙來攘往，開市貿易。在返回時，將所買貨物裝車，貨位高達三丈餘，僅瓷器一項，有時“多至數十車”。尤其是建州滅哈達之後，原哈達的三百六十三道敕書，“奴酋奪而有之”（《明神宗實錄》第519卷），擴大了對明朝的直接貿易權。由於“朝貢”和“馬市”貿易的不斷擴大，漢族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進入女真地區，促進了女真奴隸製經濟的發展。
建州女真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也有漁獵、采集、畜牧、礦冶、手工業和商業等部門。努爾哈赤在費阿拉“稱王”後，建州女真的農業經濟，由於普遍使用耕牛和鐵製農具，以及耕作技術的不斷提高，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如申忠一到費阿拉，見婆豬江、蘇克素滸河一帶地方，“無墅不耕，至於山上，亦多開懇”；糧食產量較高，“田地品膏，則粟一鬥落種，可獲八九石，瘠則僅收一石”（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圖版17）。後來李民寏也有同樣記載：“土地肥饒，禾穀甚茂，旱田諸種，無不有之。”（李民寏：《建州聞見錄》）並大量種植山稻，如兵士出征打仗，常攜帶蜂蜜炒米。努爾哈赤強調說建州不同於以吃肉衣皮為生的蒙古，而是以“種田吃糧為生”（《滿文老檔·太祖》第13卷）。所以他重視女真農業生產的發展。如出征不違農時；不許將牛馬拴在果樹上，以防啃磨樹皮；牛群毀壞莊稼，牧人要鞭二十；牧畜踏壞農田，每匹罰銀一兩。他在春耕季節，帶領諸貝勒大臣等出城巡視農耕。他還責令額真要重視種植糧棉，如額真所屬諸申等秋後衣食不足可告狀，然後將其從收成較差額真那裏，撥出交給收成較好的額真，以示獎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