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女真人的生計問題(1 / 3)

後金汗努爾哈赤的“計丁授田”和“按丁編莊”,對於滿洲社會完成由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對於遼東地區相當發達的封建經濟,又是一次曆史的洄漩。

建州女真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努爾哈赤在曆史政治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壯活劇的物質基礎。

女真奴隸製已有長久的曆史。明初的建州女真,奴隸製經濟形態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它既出現了封建製因素,也保留著氏族製殘餘。在女真奴隸製形態下,奴隸的主要來源是虜掠:“劫掠人口、牛馬、財產,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李朝世宗實錄》第60卷)這是因為,“野人之俗,不相為奴,必虜漢人,互相買賣使喚”(《燕山君日記》第17卷)。所以奴隸也叫“使喚人口”。據明朝遼東六件《信牌檔》的不完全統計,僅永樂二十一年(1423),被虜人口竟達一千零八十九人。但女真內部也有少量債務奴隸或罪犯奴隸。此外,奴隸即阿哈被允許結婚後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隸。

女真奴隸主經常剽掠漢人和朝鮮人賣作阿哈。據朝鮮史書記載,許多遼東漢人“被童猛哥貼木兒擄掠到阿木河為奴使喚”(《李朝世宗實錄》第36卷)。奴隸既用於家內使喚,又用於農耕、漁獵、畜牧、采集等生產方麵,也用之於經商,做“貿易使喚人”。在猛哥帖木兒的斡木河時期,由於建州女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明朝和朝鮮封建經濟的影響,在其奴隸占有製經濟形態中,已經出現了封建因素。斡木河地區社會生產組織是封建製的。猛哥帖木兒在這裏擁有大量的耕牛和農器,從事農耕。朝鮮史書記載,建州女真人,耕田交租,或“服役納賦,無異於編戶”(《李朝太祖實錄》第8卷)。這就為後來努爾哈赤進行社會改革播下了種子。

建州女真輾轉遷徙至蘇克素滸河、渾河流域之後,這裏的土壤和氣候比較適宜農業生產;與撫順毗鄰,受漢族高度發達封建經濟的影響;漢人的大批流入,以及通過“朝貢”和“馬市”換回大量鐵製農器與耕牛,使女真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耕牛和農器為建州女真“所恃以為生”。早在天順三年(1459),建州衛頭目從北京返回舊居時,“沿途買牛,帶回耕種”(《明英宗實錄》第300卷)。到萬曆初年,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買回的耕牛、農器數量是很大的。如萬曆十二年(1584)三月的十七次農具交易,女真人買進鐵鏵四千三百八十八件,其中一次為一千一百一十三件;同月二十九次買牛交易,買進耕牛四百三十頭,其中一次為九十七頭(東北檔案館藏:明檔乙107);同月的二十七次交易,參加的女真人共有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人,平均每次五百一十人,最多的一次達一千一百八十人。

同時,建州等衛女真人到北京“朝貢”,人數眾多,“借貢興販,顯以規利”(《明神宗實錄》第495卷)。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祖宗朝建州、海西諸夷世受撫馭,故進貢許一年一次,每次貢夷數逾千名,天順、成化間為其供費浩繁,量議裁減,嗣後仍複加至一千五百名”(《明神宗實錄》第530卷)。即到萬曆中期,“海西每貢千人,建州每貢五百人”(《明神宗實錄》第373卷)。他們車輛輻輳,彙聚京師,熙來攘往,開市貿易。在返回時,將所買貨物裝車,貨位高達三丈餘,僅瓷器一項,有時“多至數十車”。尤其是建州滅哈達之後,原哈達的三百六十三道敕書,“奴酋奪而有之”(《明神宗實錄》第519卷),擴大了對明朝的直接貿易權。由於“朝貢”和“馬市”貿易的不斷擴大,漢族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進入女真地區,促進了女真奴隸製經濟的發展。

建州女真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也有漁獵、采集、畜牧、礦冶、手工業和商業等部門。努爾哈赤在費阿拉“稱王”後,建州女真的農業經濟,由於普遍使用耕牛和鐵製農具,以及耕作技術的不斷提高,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如申忠一到費阿拉,見婆豬江、蘇克素滸河一帶地方,“無墅不耕,至於山上,亦多開懇”;糧食產量較高,“田地品膏,則粟一鬥落種,可獲八九石,瘠則僅收一石”(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圖版17)。後來李民寏也有同樣記載:“土地肥饒,禾穀甚茂,旱田諸種,無不有之。”(李民寏:《建州聞見錄》)並大量種植山稻,如兵士出征打仗,常攜帶蜂蜜炒米。努爾哈赤強調說建州不同於以吃肉衣皮為生的蒙古,而是以“種田吃糧為生”(《滿文老檔·太祖》第13卷)。所以他重視女真農業生產的發展。如出征不違農時;不許將牛馬拴在果樹上,以防啃磨樹皮;牛群毀壞莊稼,牧人要鞭二十;牧畜踏壞農田,每匹罰銀一兩。他在春耕季節,帶領諸貝勒大臣等出城巡視農耕。他還責令額真要重視種植糧棉,如額真所屬諸申等秋後衣食不足可告狀,然後將其從收成較差額真那裏,撥出交給收成較好的額真,以示獎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