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個十分開放的社會,文化和文學都十分繁榮,但也有一種極壞的風氣,就是在士大夫中有一種恥於從師求學的狂妄風氣。
貞元十八年(802),韓愈出任國子監的四門博士。四門學的學生兼有下層貴族和平民的子弟,而“博士”隻是一個學官,為從七品上,地位和待遇都不高。韓愈對此並不太滿意,因為離他“以救世為事”的理想目標差距太遠,但他是一個忠於職守的人,對這個教授的工作還是盡心竭力的。
由於韓愈的文名日漸遠揚,又在京城這人文中心任學官,所以國子監的學生,以致社會上的青年人,來向他請教的越來越多,而韓愈則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有信必回,對年輕人如何進德修業、寫作古文等,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他的弟子中多是年輕的晚輩,但也有和他“年相若”,甚至年長於他的,但韓愈對凡是登門求教者,一律稱為弟子,從不避諱師弟子的名分,而這無疑觸犯了社會上那些恥於以弟子自居人的信條。於是就有人起來攻擊韓愈。韓愈深感有整頓一下這種不良風氣的必要,於是寫下了《師說》一文,這一下就招來了更為強烈的攻擊和謾罵。當時的情況,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有生動的記載:“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辱,收招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責怪和謾罵),指目牽引(用手指畫、遞眼色、互相拉衣角以示意),而增與為言辭(添油加醋惡意評論),愈以是得狂名(被認為是瘋子)。”
韓愈理直氣壯當老師,寫了一篇勸人從師求學的文章,竟遭到如此激烈的攻擊和謾罵,其根本原因是他的言行與當時的社會陋習背道而馳。韓愈在《師說》一文中針對社會積弊,係統地闡述了為師之道、求學之道、師弟子關係等觀念。
文章一開頭就指出:“古之學者必有師。”接著就明確提出擇師的標準,或者說是老師的職責:“師者,所以傳道(傳授儒家的思想、學說)、受業(傳授學業知識)、解惑(解答道、業兩方麵的疑難問題)也。”並進一步指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有惑則必從師,充分肯定了從師求學的必要。
文章針對社會上對老師長幼、貴賤的議論,明確提出了“吾師道也”的觀點,“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即是說,不分地位貴賤,年歲長幼,誰掌握了“道”,誰就可以為師。
文章接著又嚴厲批評了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古之聖人猶“從師而問焉”,而“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遠矣,而恥於從師”;讓自己的孩子讀書識字,而自己“道”之不知,“惑”之不解,則不從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士大夫之族則找種種借口不從師,其“智”反在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之下。
文章又說“聖人無常師”。孔子是聖人,猶且“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並以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名言來議論:“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老師不必處處都比學生強,學生不必處處都不如老師,誰有“道”“業”方麵之長,誰就是老師。
文章最後又表彰了樂於從師求學的弟子李蟠。
這篇《師說》的主旨在論師。文章確定了“師”的概念,強調了老師的主導作用,提倡“不恥相師”“無常師”,唯道是學,批判了恥於從師求學的惡劣風氣和封建門第觀念,提出了建立能者為師的新的師生關係,大大突破了傳統儒家鼓吹師道尊嚴的藩籬。
在韓愈生活的中唐時代,他能不顧流俗,不怕笑辱,抗顏為師,是要有巨大的勇氣的。寫《師說》這樣不同流俗的文章,也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一篇《師說》是韓愈對從師求學問題的係統闡釋,是對恥於從師求學社會惡習的強烈批判和大膽挑戰;也是對自己作為一名教師的人格尊嚴的捍衛。麵對強大的社會壓力,韓愈不僅抗顏為師,而且大力弘揚了師道,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封建教育理論,其中許多精辟見解今天仍不失為中肯之論。
韓愈一生四入太學:三為博士(教授),一為祭酒(相當於校長),弟子滿門,他不愧為一位教師的楷模,一位傑出的封建教育家。而其不懼社會壓力,挑戰社會積弊的大無畏精神,尤其值得後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