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個十分開放的社會，文化和文學都十分繁榮，但也有一種極壞的風氣，就是在士大夫中有一種恥於從師求學的狂妄風氣。
貞元十八年（802），韓愈出任國子監的四門博士。四門學的學生兼有下層貴族和平民的子弟，而“博士”隻是一個學官，為從七品上，地位和待遇都不高。韓愈對此並不太滿意，因為離他“以救世為事”的理想目標差距太遠，但他是一個忠於職守的人，對這個教授的工作還是盡心竭力的。
由於韓愈的文名日漸遠揚，又在京城這人文中心任學官，所以國子監的學生，以致社會上的青年人，來向他請教的越來越多，而韓愈則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有信必回，對年輕人如何進德修業、寫作古文等，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他的弟子中多是年輕的晚輩，但也有和他“年相若”，甚至年長於他的，但韓愈對凡是登門求教者，一律稱為弟子，從不避諱師弟子的名分，而這無疑觸犯了社會上那些恥於以弟子自居人的信條。於是就有人起來攻擊韓愈。韓愈深感有整頓一下這種不良風氣的必要，於是寫下了《師說》一文，這一下就招來了更為強烈的攻擊和謾罵。當時的情況，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有生動的記載：“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辱，收招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責怪和謾罵），指目牽引（用手指畫、遞眼色、互相拉衣角以示意），而增與為言辭（添油加醋惡意評論），愈以是得狂名（被認為是瘋子）。”
韓愈理直氣壯當老師，寫了一篇勸人從師求學的文章，竟遭到如此激烈的攻擊和謾罵，其根本原因是他的言行與當時的社會陋習背道而馳。韓愈在《師說》一文中針對社會積弊，係統地闡述了為師之道、求學之道、師弟子關係等觀念。
文章一開頭就指出：“古之學者必有師。”接著就明確提出擇師的標準，或者說是老師的職責：“師者，所以傳道（傳授儒家的思想、學說）、受業（傳授學業知識）、解惑（解答道、業兩方麵的疑難問題）也。”並進一步指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有惑則必從師，充分肯定了從師求學的必要。
文章針對社會上對老師長幼、貴賤的議論，明確提出了“吾師道也”的觀點，“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即是說，不分地位貴賤，年歲長幼，誰掌握了“道”，誰就可以為師。
文章接著又嚴厲批評了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古之聖人猶“從師而問焉”，而“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遠矣，而恥於從師”；讓自己的孩子讀書識字，而自己“道”之不知，“惑”之不解，則不從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士大夫之族則找種種借口不從師，其“智”反在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之下。
文章又說“聖人無常師”。孔子是聖人，猶且“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並以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名言來議論：“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老師不必處處都比學生強，學生不必處處都不如老師，誰有“道”“業”方麵之長，誰就是老師。
文章最後又表彰了樂於從師求學的弟子李蟠。
這篇《師說》的主旨在論師。文章確定了“師”的概念，強調了老師的主導作用，提倡“不恥相師”“無常師”，唯道是學，批判了恥於從師求學的惡劣風氣和封建門第觀念，提出了建立能者為師的新的師生關係，大大突破了傳統儒家鼓吹師道尊嚴的藩籬。
在韓愈生活的中唐時代，他能不顧流俗，不怕笑辱，抗顏為師，是要有巨大的勇氣的。寫《師說》這樣不同流俗的文章，也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一篇《師說》是韓愈對從師求學問題的係統闡釋，是對恥於從師求學社會惡習的強烈批判和大膽挑戰；也是對自己作為一名教師的人格尊嚴的捍衛。麵對強大的社會壓力，韓愈不僅抗顏為師，而且大力弘揚了師道，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封建教育理論，其中許多精辟見解今天仍不失為中肯之論。
韓愈一生四入太學：三為博士（教授），一為祭酒（相當於校長），弟子滿門，他不愧為一位教師的楷模，一位傑出的封建教育家。而其不懼社會壓力，挑戰社會積弊的大無畏精神，尤其值得後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