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節 自我辟謠(1 / 1)

韓愈在江陵府做了半年多的法曹參軍,於元和九年(806)五月底,得到了朝廷“國子博士”的任命,返回長安。

這次韓愈到太學的職銜是“權知國子博士”。權知,暫時代理,國子博士和四門博士雖然都是大學教授,但國子博士的品級要高於四門博士。博士屬於學官,是坐冷板凳的,遠離朝廷權力中心,本不是韓愈樂意幹的差事,但畢竟回了京城,結束了多年的貶斥流離生活,加上有孟郊、張籍、張徹等好友在京,所以仍頗感寬慰。

然而,回京不久,韓愈又被無端地卷入一場是非的漩渦。據李翱《韓吏部行狀》雲:“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鄭絪)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給他安排以文詞進身的榮耀職務),有爭先者,構公語以誹之(編造韓愈說的話來誹謗他)。”此事大約發生在元和元年的秋天,係競爭者造謠生事。韓愈知道此事後,表麵上似乎很坦然,而實際上是心懷恐懼的,因說宰相壞話不是一件小事。此後數月,又有人告訴韓愈說:“有讒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李公即是李吉甫,是當時的翰林學士,裴公是裴泊,時任中書舍人。二人均為憲宗的親信之臣,韓愈說他們的壞話,問題的嚴重性非同小可。由於謗言屢起,“囂囂之徒,相訾百倍”,造謠者氣勢洶洶,弄得韓愈十分被動,無奈之下,韓愈不得不自己出麵辟謠止謗,寫下了《釋言》一文。

對於所謂誹謗宰相鄭絪一事,韓愈詳細講述了事情的原委:“愈自江陵法曹詔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座,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幹篇,擇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征餘文,餘不敢匿(藏著);相國豈知我哉!”事情是鄭絪想任韓愈文學之職,讓他呈上“詩書”,韓愈照辦了,而和韓愈競爭的人卻造謠說:韓愈說鄭絪不了解自己,即傲視當朝宰相。對此韓愈解釋說:“夫敖雖凶德(傲視不是善德),必有恃而敢行(有靠山才敢傲於人)。愈之族親鮮少(無家族勢力),無扳聯之勢於今(無可攀附之人),不善交人(不會拉關係),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朝廷中沒有鐵哥兒們),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沒有錢財為自己造勢),弱於才而腐於力(既無才,又無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峨以要權利(不會投機取巧獲得權勢),夫何恃而傲(我憑什麼敢傲視宰相)?”

對於說韓愈誹謗李吉甫和裴泊一事,韓愈解釋說,二公皆天子之股肱之臣,幫皇帝治理天下。“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意思是說,我韓愈不瘋不傻,不幹傻事,不妄罵賢士。即使有百人進讒言,二公也不會相信,說明對此事,自己既不須懼(怕),也不必慎(說話謹慎)。

後來皇帝任命李吉甫為宰相,又有人給韓愈說,你以前被謗讒一個宰相,如今又被謗讒一個宰相,“子其危哉!”意思是說:你小子可危險了。對此,韓愈解釋說:先前有人在鄭絪麵前誹謗我,李吉甫不知道;後來有人在李吉甫麵前誹謗我,鄭絪不知道。如今兩個人往一起一碰,就會說,韓愈也是普通人,他既傲宰相,又傲翰林,他想幹什麼?一定不會是這樣。如此看來,我是可以免罪了,我有什麼危險!

韓愈為什麼會屢屢遭謗?李翱講到一點:競爭者為之。韓愈有才,執政者青睞,競爭者由嫉妒而生謗語,確為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韓愈自己的“直而不戒”,即依仗自己的耿直而對誹謗者不加防備。他在後來的《答馮宿書》中有詳細說明:“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仆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嚐與之坐(到我家來我也不讓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不被人殺掉就算是幸運的了)!追思之可為戰栗寒心。”一是有才遭人忌恨,二是耿直生怨謗,這就是他屢遭誹謗的原因所在。

對於誹謗,韓愈在此文中雖一一自辯,但實際上仍不能完全釋然於懷。與其在長安讓謠言製造者不斷生出種種口實,還不如盡早離開這是非之地。權衡再三,最終他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他便向上司請求分司東都(到洛陽的太學去供職)。

韓愈離長安赴洛陽,確屬無奈,但也是他當時所能作出的最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