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江陵府做了半年多的法曹參軍，於元和九年（806）五月底，得到了朝廷“國子博士”的任命，返回長安。
這次韓愈到太學的職銜是“權知國子博士”。權知，暫時代理，國子博士和四門博士雖然都是大學教授，但國子博士的品級要高於四門博士。博士屬於學官，是坐冷板凳的，遠離朝廷權力中心，本不是韓愈樂意幹的差事，但畢竟回了京城，結束了多年的貶斥流離生活，加上有孟郊、張籍、張徹等好友在京，所以仍頗感寬慰。
然而，回京不久，韓愈又被無端地卷入一場是非的漩渦。據李翱《韓吏部行狀》雲：“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鄭絪）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給他安排以文詞進身的榮耀職務），有爭先者，構公語以誹之（編造韓愈說的話來誹謗他）。”此事大約發生在元和元年的秋天，係競爭者造謠生事。韓愈知道此事後，表麵上似乎很坦然，而實際上是心懷恐懼的，因說宰相壞話不是一件小事。此後數月，又有人告訴韓愈說：“有讒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李公即是李吉甫，是當時的翰林學士，裴公是裴泊，時任中書舍人。二人均為憲宗的親信之臣，韓愈說他們的壞話，問題的嚴重性非同小可。由於謗言屢起，“囂囂之徒，相訾百倍”，造謠者氣勢洶洶，弄得韓愈十分被動，無奈之下，韓愈不得不自己出麵辟謠止謗，寫下了《釋言》一文。
對於所謂誹謗宰相鄭絪一事，韓愈詳細講述了事情的原委：“愈自江陵法曹詔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座，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幹篇，擇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征餘文，餘不敢匿（藏著）；相國豈知我哉！”事情是鄭絪想任韓愈文學之職，讓他呈上“詩書”，韓愈照辦了，而和韓愈競爭的人卻造謠說：韓愈說鄭絪不了解自己，即傲視當朝宰相。對此韓愈解釋說：“夫敖雖凶德（傲視不是善德），必有恃而敢行（有靠山才敢傲於人）。愈之族親鮮少（無家族勢力），無扳聯之勢於今（無可攀附之人），不善交人（不會拉關係），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朝廷中沒有鐵哥兒們），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沒有錢財為自己造勢），弱於才而腐於力（既無才，又無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峨以要權利（不會投機取巧獲得權勢），夫何恃而傲（我憑什麼敢傲視宰相）？”
對於說韓愈誹謗李吉甫和裴泊一事，韓愈解釋說，二公皆天子之股肱之臣，幫皇帝治理天下。“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意思是說，我韓愈不瘋不傻，不幹傻事，不妄罵賢士。即使有百人進讒言，二公也不會相信，說明對此事，自己既不須懼（怕），也不必慎（說話謹慎）。
後來皇帝任命李吉甫為宰相，又有人給韓愈說，你以前被謗讒一個宰相，如今又被謗讒一個宰相，“子其危哉！”意思是說：你小子可危險了。對此，韓愈解釋說：先前有人在鄭絪麵前誹謗我，李吉甫不知道；後來有人在李吉甫麵前誹謗我，鄭絪不知道。如今兩個人往一起一碰，就會說，韓愈也是普通人，他既傲宰相，又傲翰林，他想幹什麼？一定不會是這樣。如此看來，我是可以免罪了，我有什麼危險！
韓愈為什麼會屢屢遭謗？李翱講到一點：競爭者為之。韓愈有才，執政者青睞，競爭者由嫉妒而生謗語，確為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韓愈自己的“直而不戒”，即依仗自己的耿直而對誹謗者不加防備。他在後來的《答馮宿書》中有詳細說明：“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仆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嚐與之坐（到我家來我也不讓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不被人殺掉就算是幸運的了）！追思之可為戰栗寒心。”一是有才遭人忌恨，二是耿直生怨謗，這就是他屢遭誹謗的原因所在。
對於誹謗，韓愈在此文中雖一一自辯，但實際上仍不能完全釋然於懷。與其在長安讓謠言製造者不斷生出種種口實，還不如盡早離開這是非之地。權衡再三，最終他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他便向上司請求分司東都（到洛陽的太學去供職）。
韓愈離長安赴洛陽，確屬無奈，但也是他當時所能作出的最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