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為入仕求過不少人,但真正為他出力的不多。韓愈仕途坎坷,深知出身寒微的才德之士步入仕途之艱難,所以當他步入仕途、有能力施加影響之時,他便積極舉賢薦能,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地為才德之士進身奔走呼號。他不但寫《師說》,弘揚師道,褒獎從師求學的李蟠;寫《諱辯》為李賀舉進士製造輿論;而且在貞元十九年,因關中旱饑,朝廷決定暫停吏部和禮部考試時,他立即上《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予以反對,認為在當時“有君無臣”的情況下,朝廷急需要有“憂國如家,忘身奉上”的“純信之士,骨鯁之臣”來“輔宣王化”,國家能不能治理好,關鍵“在得人”,而培養和選拔人才是“深思熟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的大事,如若停止科舉考試,“所害實深”。
他不但建議朝廷廣開才路,而且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引薦後進之士,如貞元十一年(795),他向鄭餘慶推薦了孟郊;後又推薦樊宗師、張籍、張惟素等於朝,甚至在張籍眼睛失明的情況下,他還以張籍“盲於目”而不“盲於心”為由,極力勸李浙東給張籍安排工作;他還舉殷侑為禦史,舉錢微、韋(yǐ)、馬總、張正甫、韓泰等自代(代任自己原有的官職),而他最有名的一次薦士之舉,莫過於貞元十八年(802)向陸傪(cān)推薦人才。
據《唐摭言》雲:“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持進士考試,陸傪員外通榜協助,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六人考中),餘不出五年內皆捷(都中進士)。”韓愈當時剛任四門博士,是個從七品上的芝麻官,但他不懼自己位卑薦賢而遭議論,遂寫下《與祠部陸員外書》一文,一次向他薦推十人。文章先說權德輿主考,他的職責是“得人”,而你的職責是向他“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接著,就向陸傪介紹了十個人的情況:“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實才。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最後又以陸贄主考時,梁肅、王礎向其薦賢傳為美談來懇請陸傪。結果,當年即有六人及第(唐《登科記》為五人),其餘幾人此後幾年相繼金榜題名。
韓愈不顧人微言輕,不忌流言蜚語,“舉賢不避親”,將自己的年輕朋友及弟子推薦給主持科考的官員;而韓愈也的確是慧眼識珠,十人先後皆中進士,亦足見韓愈並未為私情而“妄舉”。韓愈此舉被後世傳為佳話。
史稱韓愈獨有接後輩名,唐代二百九十年,獲此聲譽者,大概隻有韓愈一人。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這是兩條不同的用人路線,也是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間一場持久而激烈的政治鬥爭,它直接關係到統治集團內部權力再分配。韓愈千方百計為庶族有識之士入仕盡心竭力,充分證明他是任人唯賢路線的積極鼓吹者和踐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