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為入仕求過不少人，但真正為他出力的不多。韓愈仕途坎坷，深知出身寒微的才德之士步入仕途之艱難，所以當他步入仕途、有能力施加影響之時，他便積極舉賢薦能，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地為才德之士進身奔走呼號。他不但寫《師說》，弘揚師道，褒獎從師求學的李蟠；寫《諱辯》為李賀舉進士製造輿論；而且在貞元十九年，因關中旱饑，朝廷決定暫停吏部和禮部考試時，他立即上《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予以反對，認為在當時“有君無臣”的情況下，朝廷急需要有“憂國如家，忘身奉上”的“純信之士，骨鯁之臣”來“輔宣王化”，國家能不能治理好，關鍵“在得人”，而培養和選拔人才是“深思熟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的大事，如若停止科舉考試，“所害實深”。
他不但建議朝廷廣開才路，而且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引薦後進之士，如貞元十一年（795），他向鄭餘慶推薦了孟郊；後又推薦樊宗師、張籍、張惟素等於朝，甚至在張籍眼睛失明的情況下，他還以張籍“盲於目”而不“盲於心”為由，極力勸李浙東給張籍安排工作；他還舉殷侑為禦史，舉錢微、韋（yǐ）、馬總、張正甫、韓泰等自代（代任自己原有的官職），而他最有名的一次薦士之舉，莫過於貞元十八年（802）向陸傪（cān）推薦人才。
據《唐摭言》雲：“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持進士考試，陸傪員外通榜協助，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六人考中），餘不出五年內皆捷（都中進士）。”韓愈當時剛任四門博士，是個從七品上的芝麻官，但他不懼自己位卑薦賢而遭議論，遂寫下《與祠部陸員外書》一文，一次向他薦推十人。文章先說權德輿主考，他的職責是“得人”，而你的職責是向他“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接著，就向陸傪介紹了十個人的情況：“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實才。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最後又以陸贄主考時，梁肅、王礎向其薦賢傳為美談來懇請陸傪。結果，當年即有六人及第（唐《登科記》為五人），其餘幾人此後幾年相繼金榜題名。
韓愈不顧人微言輕，不忌流言蜚語，“舉賢不避親”，將自己的年輕朋友及弟子推薦給主持科考的官員；而韓愈也的確是慧眼識珠，十人先後皆中進士，亦足見韓愈並未為私情而“妄舉”。韓愈此舉被後世傳為佳話。
史稱韓愈獨有接後輩名，唐代二百九十年，獲此聲譽者，大概隻有韓愈一人。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這是兩條不同的用人路線，也是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間一場持久而激烈的政治鬥爭，它直接關係到統治集團內部權力再分配。韓愈千方百計為庶族有識之士入仕盡心竭力，充分證明他是任人唯賢路線的積極鼓吹者和踐行者。